除了自己的弟弟劳尔,切·格瓦拉是少数深得卡斯特罗信任的人物之一。卡斯特罗相信这个阿根廷人永远都不会谋权夺位,取代自己而成为古巴领导人。因此,菲德尔、劳尔和切·格瓦拉就形成了古巴的三人执政联盟。其他人则要么是值得怀疑的,要么是可有可无的。
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把军队的日常管理交给劳尔,把经济交给了切·格瓦拉。作为工业部长,切·格瓦拉采纳了19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果把这个国家的经济毁得面目全非。他游历拉美,了解了像联合水果那样的企业的罪恶,他曾在“我们敬爱的斯大林老前辈”的雕像前发誓:如有机会,定要斩除这样的“资本主义章鱼”。在他的理想世界里,经济活动绝不可以有盈利的动机或者任何金钱关系。
他身上的一大优点就是无尽的理想主义,在所有的古巴领袖中,他集中体现了这场革命的矛盾:浪漫主义和刻板教条并存,既有疯狂也有博爱。他既有自律的一面,也有异想天开的一面。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迷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家长式作风:他坚信自己和其他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是最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同时,他也擅长冷静到不近人情的自我分析。
对切·格瓦拉而言,游击队战略专家的角色比政府官僚更能投其所好。他是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主要功臣。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他在圣克拉拉拦截了政府运输弹药的火车。在猪湾事件中,卡斯特罗也曾像这次一样派他去组织古巴西边的防卫。

反美是1962年秋天卡斯特罗最有力的一张政治牌。他将这一年宣布为“经济计划年”。但这一年却见证了一场经济灾难。古巴经济直线下滑,部分原因是美国实施贸易禁运以及本国中产阶级逃离古巴。但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政策的失误。古巴效仿苏联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以及强制性工业化,造成了长期的物质匮乏。
占古巴总出口收入80%以上的甘蔗,产量在前一年下降了30%,出口量不到500万吨。6月古巴西部发生了粮食暴乱。农民宁可让稻谷烂在田里也不愿上交国家。国营店里几乎没有东西可买,黑市乘虚而入。与此同时,政府将大部分钱投到了用来展示古巴经济独立的形象工程上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铅笔工厂,这个工厂是在苏联的协助下建成运作的。结果,从国外
直接进口成品铅笔比进口木材和石墨等原料还要便宜。
卡斯特罗不仅面临棘手的经济问题,还饱受政治问题的困扰。他的军队正在古巴中部的埃斯坎布雷山区与叛乱分子进行游击战。今年早些时候,他击退了正统共产主义分子们,并迫使他们的领袖阿尼巴尔·埃斯卡兰蒂( Anibal escalante)离开古巴,逃至布拉格避难。卡斯特罗批评党内“宗派主义”,随后发动一系列党内政治运动,导致6000名党员中有200名遭到清洗。

1956年11月,坐在前往墨西哥的“格兰玛号
快艇上,卡斯特罗对他的81名追随者这样说道:“(wm
要么得到自由,要么成为烈士。”当时他们正在向奥连特南边海岸的马块斯特腊山区进发。对推翻巴蒂斯塔政权这个看上去几乎没荩望的任务,他表现出一如既往的乐观态度。他时不时回头看看,说道:“如果我们离开,一定会回来;如果回来,一定会进军;如果进军,一定会胜利。”
“我们已经打了胜仗。”几周后他兴高采烈地宣布。那时他的部队遭遇了亲巴蒂斯塔势力的埋伏,被打得只剩下7名追随者和少量武器,险些全军覆没。
卡斯特罗的一生仿佛在证明,无论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个人总能够改变历史的轨迹。他的历史观里更多的是古巴民族主义而不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烈士英雄总是最中心的人物。

在卡斯特罗看来,他通往权力的道路就是一场道德剧。
他是里面的英雄,战胜了比他强大得多的敌人,先
是是国内的敌手，再是外来的对手。无论是巴蒂斯塔还是肯尼迪,卡斯特罗的策略都是一样的:绝不妥协,顽强抵抗。即使他比对手弱得多,也绝不能示弱。
为了赢得众人的追随,卡斯特罗必须表现得自信满满。另一位第三世界的领导人曾说过,卡斯特罗谈论未来时总是充满了确定性,好像谈论的是已知的过去,仿佛一切都取决于领袖的意志。卡斯特罗在这方面深受“古巴使者”何塞·马蒂（Jose marti)的影响。马蒂本人死于1895年抗击西班牙人的战争。卡斯特罗上台后,将马蒂的一句名言视为其政权的口号,并且到处宣传。“ No hay cosas imposibles, sino hombres
Incapaces—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有无能的人。”
就像他的偶像马蒂一样,卡斯特罗也愿意献身于自己信奉的事业,并且希望追随者也能如此。“誓死卫国”是他的个人哲学。革命,从字面上来讲,就是一次非生即死的高风险赌博。他的同志切·格瓦拉说:“要么革命胜利,要么舍生取义。”虽然不必冒不必要的风险,但是也意味着要抓准时机,押上一切放手一搏。卡斯特罗如果战死沙场,在古巴的历史上他就会像
马蒂一样成为烈士;如果活下来,也可以成为民族英雄。这种背水一战的决心是卡斯特罗区别于这场危机中另两位主人公的重要方面。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明白核武器时代的现实,了解这场战争对胜者和败者都会造成不可接受的毁灭性打击。而相反,卡斯特罗从来不受传统政治功利计算的左右。他是个反传统政治者,有极其强大的自我。对驻哈瓦那的英国大使赫伯特·马钱特( Herbert Marchant)来说,这位古巴领袖是“自我中心主义者中的极品”,“有偏执狂倾向的夸大狂患者”,拥有“可怕的人格”,是“充满激情的、复杂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