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告诉我,他说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调皮,不调皮怎么能写成小说呢?说得把我心里一个从1953年到1979年这么长过程的谜解开了。我跟沈先生就是有这么一点关系,受他的影响。此后每年我出差只要到北京都去探望他,看他在做什么工作。他给我讲解一些重要展览,带我去听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在政协礼堂里听的,罗尔纲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最时髦讲解政治斗争,讲农民运动、农民革命。听完了以后,他说我们都是来听天书的。

哈哈!还有一次是1954年或1955年,敦煌在人民文化宫展览,做一些假的洞窟,把临摹的壁画贴在里面展览。那个时候沈先生给彭真这些老同志当讲解员。我去了以后,又陪我专门看了一次。我很感动,我看到他就是对工农兵讲解,也是充满了热情,对那些领导人也不格外说,像对领导人这些尊贵的人没有格外的敬意,一样,都是那么充满热情。但是讲解深度不一样。给那些高级领导人能讲到历史上的国家大事去,他们主持国家政务的人能够领会得到,能讲得到这些问题,包含着治理国家的许多喻意；
跟我们讲,深入浅出;给普通工人讲,也可以讲得很白话。沈先生他一生都是这样。特别是对年青人,那些做工艺美术,或者电影,或者戏剧,需要古代服装花纹、道具这些东西的时候,他都充满热心给他们讲,人送走后,再写一封十几页的信,可以叫人更明白知道那些内容,因为他那湘西的口音,他也怕别人听不懂。他讲到忘神的时候,声音就非常低,美极啦,美极啦，充满了丝丝的热情,赞美劳动,赞美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