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徐悲鸿与孙多慈的爱情悲剧,固然有乱世里不可捉摸的命运捉弄,孙多慈的性格因素,其实亦是悲剧的引子。我常常想正是孙多慈软弱顺服的性格,造就了其“不知天地外,更有几人愁”的悲苦人生。
1917年,蒋碧微与徐悲鸿私奔时,面临的压力比孙多慈更加沉重,除了同样的家庭反对,蒋碧微当时已有未婚夫,只有十八岁的蒋碧微,却以常人难言企及的勇气,出走异国。其人一生无论决定对错,却总是行止铿锵,断然做金石声。孙多慈却无论如何,也做不灣到蒋碧微的这种决绝。徐悲鸿的朋友沈宜甲曾对她下过评语:“的的确确是一个安琪儿,幽娴贞静,旧道德,新思想,兼而有之。”
如此的柔弱与温厚,固然是孙多慈独有的魅力与味道,却又因此而害了她。假如,她也能像当年的蒋碧微一样,放弃一切去握紧爱的怒放之花,后来的命运,是不是会全然换了模样?

1937年底在浙江丽水逃难的王映霞与许绍棣在交往中渐生感情,他们的恋情曾闹到满城皆知,郁达夫为此写下了著名的《毁家诗纪》。人言可畏,王映霞或许是为了转移人们的目光,通过孙多慈的同学李家应,为孙多慈介绍了丧妻不久的许绍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