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书籍的习惯不能凭空养成,欣赏文学的能力不能凭空培植,写作文章的技能不能凭空训练。国文教学所以要用课本或选文,就在将课文或选文作为凭借,然后种种工作得以着手。课文里收的,选文入选的,都是单篇短什,没有长篇巨著。这并不是说学生读一些单篇短什就够了。只因单篇短什分量不多,要做细琢细磨的研读工夫正宜从此入手;一篇读毕,又来一篇,涉及的方面既不嫌偏颇,阅读的兴趣也不致单调,所以取作精读的教材。学生从精读方面得到种种经验,应用这
些经验,自己去读长篇巨著以及其他的单篇短什,不再需要教师的详细指导(不是说不需要指导),这就是略读。就教学而言,精读是主体,略读只是补充;但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备,略读才是应用。
现在有的老师抱怨教材不好,于是用一个月或者更短的时间草草教完课本上的内容,然后组织学生大量读书。乍一听,觉得很不错。可仔细一想,问题很多。第一,课本再不好,不会一无是处吧。如果不做具体分析,一概草草了事,是否恰当?第二,课本体现着学生在某学段应该掌握的知识与能力,用很短的时间教完课文,那些知识与能力,能学扎实,练到位吗?第三,让学生大量阅读之前,应将阅读内容、要求等课程化,阅读效果应可检测,这样的工作有多少一线教师能做好呢?诸如此类的问题,要问的话,还能问出很多。其实,将教材扔在一边,教师往往对课程、教材缺乏客观的认识,而且不善于教书。真正会教书的老师,能发现教材的问题,能二度开发利用,能用教材教,教会学生方法。依靠教材,上好精读课实在太重要了。叶先生对精读课和略读课的功能、关系论述得太好了。没有“准备”,如何“应用”?没有“细琢细磨”
的精读课,一味让学生自己粗略读去,时间一长极易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一天资聪颖的孩子或许自己能悟到读写方法;天资一般,家庭教育背景不佳的孩子没有教师的指导则什么也得不到,然后恶性循环,越来越差。特别是在班额较大,学生差异较大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必须充分重视。因为教师要关注的是全体学生的发展,而不是部分基础好的孩子。精读课没上好,有问题不想改,却另找他
途,这不变成自己生病,别人吃药了吗?
再比如,当下,很多小学语文教师在班级里大力推广儿童文学阅读,这当然是好事。不过,有的老师走得急了些,将大量时间用于文学作品欣赏指导,而疏忽了语文教学。更有老师提出激进的观点一让文学教育代替语文教学。让我们听听叶圣陶先生是怎么说的——“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他说,国文里除了文学,还有大量普通文。普通文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他认为,中学生首先要学习写好普通文。我想,小学生更应该如此。因为“普通文易于剖析、理解,也易于仿效,从此立定基本,才可以进一步弄文学。”我猜叶先生的观点在当时大概是会招来不少反对意见的,所以他进一步阐述:
我也知道有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说法,而且知
道古今专习文学而有很深的造诣的不乏其人。可是我料想古今专习文学而碰壁的,就是说一辈子读不通写不好的,一定更多。少数人有了很深的造诣,多数人只落得一辈子读不通写不好，这不是现代教育所许可的。
叶先生也多次谈过作文的批改,他说老师改作文是够辛苦的。几十本,一本一本改,可是劳而少功。是不是可以改变方法呢?我看值得研究。要求本本精批
细改,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与其事后辛劳,不如事前多做准备。平时不放松口头表达的训练,多注意指导阅读,钻到学生心里出题目,出了题目作一些必要的启发,诸如此类,都是事先准备。做了这些准备,改作文大概不会太费事了,而学生得到的实益可能多些。
老先生讲得多明白—工作要做在前,平时教得好,将学生表达的欲望激发出来,作文批改就不是苦役,而是享受—因为那时教师是站在读者的角度分享学生的见闻感受。很多同行常纠结于教育教学现象的细枝末节,其实,换一个角度,参透教育教学的本质,很多困难就能找到破解之法。

一九九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在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学术书苑买到了上下两册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购书发票一直夹在书里。
一本书,读了二十多年,读出些什么呢?说出来,读者诸君一定会惊讶——第一是感到惭愧。抄几段老先生的话在下面
道德必须求其能够见诸践履,意识必须求其能够化为行动。要达到这样地步,仅仅读一些书籍与文章是不够的。必须有关各种学科都注重这方面,学科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
独当其任的唯一学科。所以,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
我们经常说,语文课要有语文味,不能把语文课上成品社课、历史课、地理课等等。语文课要教授语文本体知识,训练语文本体能力。但有的老师一讲课文,就习惯性地围绕思想教育展开。叶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国家正处于抗战时期,可以想象,那个年代的青少年思想教育何等重要何等迫切,可他却明确地提出思想教育问题,不是语文一个学科可以承担得起的。
那么语文教学“独当其任”的“任”是什么呢?叶先生说
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学生眼前要阅读,要写作,至于将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
这种训练是否就是让学生多读多写呢?叶先生说不完全是。
所谓训练,当然不只是教学生拿起书来读,提起笔来写,
就算了事。第一,必须讲求方法。怎样阅读才可以明白通晓，摄其精英,怎样写作才可以清楚畅达,表其情意,都得让学生们心知其故。第二,必须使种种方法成为学生终身以之的习惯。因为阅读与写作都是习惯方面的事情,仅仅心知其故,而习惯没有养成,还是不济事的。
多读多写,只是表象,背后是方法的传授,习惯的养成。反观当下,有多少教师能将教法与学法合二为一,能去琢磨学生怎样才能学会,能关注学生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其实不要说这些,很多老师连“多读多写”都没有做到。
一九一九年元旦,叶先生与王伯祥先生合写的《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发表在《新潮》杂志上,其中有如下一段:
总之,作文命题及读物选择,须认定作之者读之者为学
生,即以学生为本位也。教者有思想欲发挥,有情感欲抒写,未必即可命题,因学者未必有此思想有此情感也。教者心赏某文,玩索有素,未必即可选为教材,因学生读此文,其所摄受未必同于我也。必学生能作之文而后命题,必学生宜读之文而后选读,则得之矣。
读上述引文,反躬自省:编选各种读本时,我们是从儿童的角度出发的吗?开发各种校本课程时,我们有没有深入地想过,这是学生需要的吗?说实话,现在如果有教师自己想写一篇文章,然后要求学生一起写,还真算是不错的了。每学期除了工作计划总结,别的一概不会写或者敷衍了事的小学语文教师大有人在。
所以,每次读《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百余年来,小学语文教学到底进步没有?小学生的语文能力提升没有?每次这样想,惭愧焦灼便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