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师友杂忆》中记载了自己某次参加地理课考试的情形:“一次考试,出四题,每题当各得二十五分为满分。余一时尤爱其第三题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者。乃首答此题,下笔不能休。不意考试时间已过,不得不交卷。”当时教钱先生地理课的是吕思勉先生。那是的吕先生才二十五岁,钱先生十三岁。吕先生看完钱先生的试卷便忍不住在卷后加批注,“一纸加一纸,竟无休止”。吕先生用铅笔写批语,写久了要再削,为了省事,他竟将铅笔劈开,取出铅芯,“不断快写”。最后写了多少,写了什么,钱先生并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只答一题竟得了七十五分。
虽然在上述例子中,我们找不到可以借鉴的具体方法,但是七十五分”背后的学生观、因材施教关注学生发展的评价理念很清楚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阅读书籍的习惯不能凭空养成,欣赏文学的能力不能凭空培植,写作文章的技能不能凭空训练。国文教学所以要用课本或选文,就在将课文或选文作为凭借,然后种种工作得以着手。课文里收的,选文入选的,都是单篇短什,没有长篇巨著。这并不是说学生读一些单篇短什就够了。只因单篇短什分量不多,要做细琢细磨的研读工夫正宜从此入手;一篇读毕,又来一篇,涉及的方面既不嫌偏颇,阅读的兴趣也不致单调,所以取作精读的教材。学生从精读方面得到种种经验,应用这
些经验,自己去读长篇巨著以及其他的单篇短什,不再需要教师的详细指导(不是说不需要指导),这就是略读。就教学而言,精读是主体,略读只是补充;但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备,略读才是应用。
现在有的老师抱怨教材不好,于是用一个月或者更短的时间草草教完课本上的内容,然后组织学生大量读书。乍一听,觉得很不错。可仔细一想,问题很多。第一,课本再不好,不会一无是处吧。如果不做具体分析,一概草草了事,是否恰当?第二,课本体现着学生在某学段应该掌握的知识与能力,用很短的时间教完课文,那些知识与能力,能学扎实,练到位吗?第三,让学生大量阅读之前,应将阅读内容、要求等课程化,阅读效果应可检测,这样的工作有多少一线教师能做好呢?诸如此类的问题,要问的话,还能问出很多。其实,将教材扔在一边,教师往往对课程、教材缺乏客观的认识,而且不善于教书。真正会教书的老师,能发现教材的问题,能二度开发利用,能用教材教,教会学生方法。依靠教材,上好精读课实在太重要了。叶先生对精读课和略读课的功能、关系论述得太好了。没有“准备”,如何“应用”?没有“细琢细磨”
的精读课,一味让学生自己粗略读去,时间一长极易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一天资聪颖的孩子或许自己能悟到读写方法;天资一般,家庭教育背景不佳的孩子没有教师的指导则什么也得不到,然后恶性循环,越来越差。特别是在班额较大,学生差异较大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必须充分重视。因为教师要关注的是全体学生的发展,而不是部分基础好的孩子。精读课没上好,有问题不想改,却另找他
途,这不变成自己生病,别人吃药了吗?
再比如,当下,很多小学语文教师在班级里大力推广儿童文学阅读,这当然是好事。不过,有的老师走得急了些,将大量时间用于文学作品欣赏指导,而疏忽了语文教学。更有老师提出激进的观点一让文学教育代替语文教学。让我们听听叶圣陶先生是怎么说的——“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他说,国文里除了文学,还有大量普通文。普通文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他认为,中学生首先要学习写好普通文。我想,小学生更应该如此。因为“普通文易于剖析、理解,也易于仿效,从此立定基本,才可以进一步弄文学。”我猜叶先生的观点在当时大概是会招来不少反对意见的,所以他进一步阐述:
我也知道有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说法,而且知
道古今专习文学而有很深的造诣的不乏其人。可是我料想古今专习文学而碰壁的,就是说一辈子读不通写不好的,一定更多。少数人有了很深的造诣,多数人只落得一辈子读不通写不好，这不是现代教育所许可的。
叶先生也多次谈过作文的批改,他说老师改作文是够辛苦的。几十本,一本一本改,可是劳而少功。是不是可以改变方法呢?我看值得研究。要求本本精批
细改,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与其事后辛劳,不如事前多做准备。平时不放松口头表达的训练,多注意指导阅读,钻到学生心里出题目,出了题目作一些必要的启发,诸如此类,都是事先准备。做了这些准备,改作文大概不会太费事了,而学生得到的实益可能多些。
老先生讲得多明白—工作要做在前,平时教得好,将学生表达的欲望激发出来,作文批改就不是苦役,而是享受—因为那时教师是站在读者的角度分享学生的见闻感受。很多同行常纠结于教育教学现象的细枝末节,其实,换一个角度,参透教育教学的本质,很多困难就能找到破解之法。

一九九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在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学术书苑买到了上下两册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购书发票一直夹在书里。
一本书,读了二十多年,读出些什么呢?说出来,读者诸君一定会惊讶——第一是感到惭愧。抄几段老先生的话在下面
道德必须求其能够见诸践履,意识必须求其能够化为行动。要达到这样地步,仅仅读一些书籍与文章是不够的。必须有关各种学科都注重这方面,学科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
独当其任的唯一学科。所以,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
我们经常说,语文课要有语文味,不能把语文课上成品社课、历史课、地理课等等。语文课要教授语文本体知识,训练语文本体能力。但有的老师一讲课文,就习惯性地围绕思想教育展开。叶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国家正处于抗战时期,可以想象,那个年代的青少年思想教育何等重要何等迫切,可他却明确地提出思想教育问题,不是语文一个学科可以承担得起的。
那么语文教学“独当其任”的“任”是什么呢?叶先生说
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学生眼前要阅读,要写作,至于将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
这种训练是否就是让学生多读多写呢?叶先生说不完全是。
所谓训练,当然不只是教学生拿起书来读,提起笔来写,
就算了事。第一,必须讲求方法。怎样阅读才可以明白通晓，摄其精英,怎样写作才可以清楚畅达,表其情意,都得让学生们心知其故。第二,必须使种种方法成为学生终身以之的习惯。因为阅读与写作都是习惯方面的事情,仅仅心知其故,而习惯没有养成,还是不济事的。
多读多写,只是表象,背后是方法的传授,习惯的养成。反观当下,有多少教师能将教法与学法合二为一,能去琢磨学生怎样才能学会,能关注学生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其实不要说这些,很多老师连“多读多写”都没有做到。
一九一九年元旦,叶先生与王伯祥先生合写的《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发表在《新潮》杂志上,其中有如下一段:
总之,作文命题及读物选择,须认定作之者读之者为学
生,即以学生为本位也。教者有思想欲发挥,有情感欲抒写,未必即可命题,因学者未必有此思想有此情感也。教者心赏某文,玩索有素,未必即可选为教材,因学生读此文,其所摄受未必同于我也。必学生能作之文而后命题,必学生宜读之文而后选读,则得之矣。
读上述引文,反躬自省:编选各种读本时,我们是从儿童的角度出发的吗?开发各种校本课程时,我们有没有深入地想过,这是学生需要的吗?说实话,现在如果有教师自己想写一篇文章,然后要求学生一起写,还真算是不错的了。每学期除了工作计划总结,别的一概不会写或者敷衍了事的小学语文教师大有人在。
所以,每次读《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百余年来,小学语文教学到底进步没有?小学生的语文能力提升没有?每次这样想,惭愧焦灼便油然而生。

无锡辅仁中学是一所袖珍型的私立学校,是圣约翰大学四位早期校友回乡创办的。学生仅200名左右,基本来自创办人在附近的亲戚朋友子弟,少数从四乡八镇过来。别看学校规模小,培养出的人才却不得了:在海峡两岸就有12位院士(据较近数据,全中国的院士人数,北京第一,上海第二,无锡第三,无锡共60人)。还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钱钟伟,以及国学大师钱锺书。

辅仁中学没有校长,而是几位老师组成校务委员会,由
位校务会主任负责日常事务。这种管理模式,就是放在今天,一点也不落后。大概辅仁中学是私立学校,多人合办,且创办人对教育怀有共同热情,一心服务乡里,所以教学理念和公立学校有所差异。据许倬云回忆,当时和辅仁中学仅一河之隔的县女中,办学理念就大为不同。
另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也很重要:辅仁中学极力倡导学生间的互助互帮,形式上接近于今天的合作学习。班上同学三五一群,自主结成一个个小组,彼此切磋学业。每天下午四点钟放学,小组同学不急着回家,在学校里共同继续学习两个钟头;寒暑假也是一小群一小群同学自己上课,超前学习。第二学期或第二年上课时,老师讲课,这群学生已先读过,老师就教别的东西。课文都是学生自学,老师点拨和指导学生,不讲课文本身。
这是一所非常自由的学校:“功课好的学生可以跳班。教育部对学校办学没什么干涉,连课程纲要都没有。”“教数学的教员可以教国文,教国文的可以教地理,历史教员也可以临时过来教物理不是乱搞的,教得十分称职。”师资水平这样高端,学校管理这样开明,学生怎么会学不好!
木春兄在文中引用许倬云先生的感叹:“我想很难再找到一个那么自由自在的学校,以及让学生随心所欲的老师。对我来说,这样的教育十分有用。”木春兄特地说喜欢句中两个词: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因为它们是诸多原因的核心。

手边的这本图画书叫《总有一个吃包子的理由》。中国有着悠远丰富的饮食文化,吃,是大人小孩都喜欢的话题。这样的书名很引人。作者是袁晓峰。以前知道她是名校长,是著名阅读推广人,但读她的作品还是第一次。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叫毛毛的小男孩,他喜欢吃包子。放学回到家,急忙向妈妈提出,想吃包子。因为在回家的路上,毛毛经过包子铺,见到了里面热闹的景象。可是妈妈已经准备了蛋糕、海鲜,还说昨天刚吃过包子。毛毛忽然想起了外婆。妈妈说,周末去看外婆,请外婆蒸一锅梅干菜包子,今天就先吃一个冰激凌吧。或许在有些孩子眼中,冰激凌、蛋糕比包子诱人多了,能够一进家门就吃到这些是求之不得的事。可毛毛却是个特别的孩子,他开始跟妈妈“纠缠”-
先给我买个豆沙包,因为它和冰激凌一样是甜甜的。妈妈“不甘示弱”:蛋糕也是甜甜的,还是吃蛋糕吧。毛毛继续说:“可是,我不喜欢吃烤的,包子是蒸出来的…
妈妈真奇怪,好像偏要与毛毛作对似的:“馒头也是蒸出来的。
吃馒头吧?”毛毛“回击”:“可是馒头没有馅儿呀……,
妈妈非常坚持,她说蛋糕已经买好了。毛毛也非常坚持,他说蛋糕可以放到明天早上吃。
毛毛很会坚持,他夸奖妈妈是最会讲故事的妈妈,还说昨天晚上包子爷爷在他的梦中讲了很多故事。这些故事真是离奇:灌汤包喝饮料,小倭瓜住在包子里,韭菜喜欢鸡蛋,肉包子打狗的结果……包子爷爷的故事当然都与包子有关。妈妈听着听着,忍不住说出了真心话:“其实,我也喜欢吃包子……”就这样,毛毛和妈妈等不及周末去外婆家吃梅干菜包子,而是当天就去了包子铺,吃包子。
后来,毛毛长大去国外念书。回国探亲,外婆便会做包子给他吃。在国外,他竟然自己做很多包子请同学们吃。吃包子的理由只有一个—很好吃!
看文字,能了解一些信息。看图画,能了解另一些信息。把文字和图画合在一起看,又能看出别样的信息。这就是看图画书的妙处。画家用跨页的形式表现包子铺里热闹的场景。右边画厨房,几位厨师挤在一起,忙个不停。桌上满满当当地放着各色馅料。左边画店堂,顾客们或吃包子,或点单,或排队,或敬酒。画面上几处简单的文字:“干杯”、“哇呜”、“好好吃”、“尝尝这个”成了极好的点缀,渲染出热气腾腾的气氛。当毛毛回到家里,向妈妈提出要吃包子时,画家也用跨页表现。妈妈在厨房里忙活的情景被放得很大,将右边的画面撑得很满,仿佛有一种压迫感。而毛毛则出现在左边的角落里。这样的设计好像在预示妈妈不会那么快答应毛毛的要求。在表现毛毛逐渐长大的情节时,画家还是用了跨页的形式,将毛毛成长过程中三个重要场景画成小图,放在一起,用白色背景衬托,颇有蒙太奇的感觉。更有意思的是,每个场景里有年龄不同
的毛毛,还有相同的包子。
跨页用得好,单页也用得很妙。比如,当毛毛与妈妈争论时画家在左边画母子俩争论的情景,右边则画了人物争论时的联想或者背景,使读者在阅读时不知不觉地扩展了遐想的空间。又如,当毛毛为了说服妈妈,讲述很多奇特故事时,画家连续用几张单页呈现,一下子加快了叙述节奏,为妈妈被说服做好了铺垫。
我特别留意了外婆这个次要人物。在书中,外婆出现了四次。第一次是外婆在做梅干菜包子,第二次是外婆年轻时为毛毛的妈妈做包子,第三次是毛毛出国留学,外婆抹泪送行。第四次出现在封底,外婆从菜场买了菜,乐滋滋地回家去。我想十有八九是回家去做包子吧。这四次出现,有作者的匠心在焉。毛毛为什么爱吃包子?因为妈妈爱吃。妈妈为什么爱吃包子?因为外婆爱吃。外婆为什么爱吃包子呢?大概是因为外婆的妈妈也爱吃吧。全书以外婆的形象收束,加上毛毛出国的情节,让读者由此感悟到家庭的温馨,故土的滋味。任你去国千万里,总有一种味道在呼唤你回家。外婆
的形象隐喻了悠久的传统、温暖的民俗。这个故事好就好在没有讲到妈妈带着毛毛去吃包子就结束,而是一直讲到毛毛在国外念书时请各种肤色的同学吃包子。此时,包子不仅仅是食物,更是家族亲情、传统文化、家国情怀的象征。
当然小朋友是读不出这些的,也不必读出来。他们只要笑着轻读毛毛与妈妈争论,只要笑着议论毛毛不吃冰激凌偏要吃包子,只要笑着想象肉包子与狗的故事结局,只要笑着猜测画家为什么把每个人物的脸型都画得像包子就好。如果有兴趣,可以邀请爸爸妈妈
起观赏这本书最后的“彩蛋”—做包子的流程。如果爸爸妈妈心灵手巧,来了兴致,备下材料,一通忙乎,蒸出一笼很好吃的包子。那就更好了!

其次,任何改革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社会的每一个变革都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社会进步不要希望通过激烈的革命来完成。米氏在论述俄罗斯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时说:法制的形成和发展对一个国家顺利由专制走向民主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不要小看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每一小步进步。每一种符合民意的立法都是一种进步,不管是帝俄时期还是苏联期间。不要认为那些改革是虚伪的,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获得进步。作者说,1917年革命前,俄国社会发展已经在进行一种“现代化进程”,虽然这些进程是不充分的,还没有完成,传统仍然占优势,但是如果不是革命,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下去。在谈到苏联知识分子和人民对当权者进行的各种争取权利的抗争时,作者认为社会的每一种进步都为后来的顺利转轨打下了基础。这种说法,对于习惯于革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我们来说是十分新鲜的。我从年轻时就崇拜法国大革命,直到读了一些相关的历史著作后才稍稍改变了看法。后来读了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中的一段话后才明白:“那些想把世界变成天堂的人,常常把地球搞成地狱。”革命啊革命,多少坏事假汝以行。我们见得还少吗?但是,社会的进步不可能寄希望于既得利益者主动让步,抗争是必须的。乌托邦是虚幻的,任何进步必须做实实在在的努力。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之的话,过去我觉得是可笑的,如今才懂得是多么的正确。

他说:“多民族之间的竞争最终将取决于工厂而不是战场,胜利将属于那些受过训练的精力充沛的强者。他们在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种种条件下工作,而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就是艺术。”(103页)他在《古典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一文里更是提出了对古典文化被挤出课程的担忧,他说:“将来百分之九十的学生,当他们18岁离开学校时再也不会阅读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术著作。”所以“我们必须保护古典文化课程,这关系到那百分之九十的学生。如果对这百分之九十的学生来说古典文化从学校的课程中被彻底淘汰,它在其余百分之十的学生中也将很快消失”。
设想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以语文教育为例,教育要求我们学习唐诗宋词、《红楼梦》、鲁迅;而教学的结果是使百分之九十的学生(包括大学生)走出校门,终身不爱亲近这些经典,这与我们长久以来轻视文科教育有没有关系?“学遍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曾成为一些教师、家长乃至校长的口头禅。前不久我从网上看到某院士公然说:与其让孩子背一首唐诗还不如让他打一场篮球。去年上海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减负”,删去八首古诗之事更是成为个“公众事件”。相反的情况有没有?也有。空洞地讲什么“生命教育”,号召学生读一些不合时宜的儒家经典,以为那就是尊重传统,把教育思想搞得很混乱。

“通往智慧的唯一道路是在知识面前享有自由”这是怀特海在《自由与纪律的节奏》一文中反复强调的一点。他认为教师应该正确处理知识学习和智力、智慧发展的关系。他说:“你不掌握某些基本知识就不可能聪明;但是你可以很容易地获得知识却仍然没有智慧”,怎么获得智慧?他继续说:“通往智慧唯一的道路是在知识面前享有自由,但通往知识的唯一途径是在获取有条理的事实时保持纪律。自由和纪律是教育的两个要素。”(54页)他认为:“自由”和“纪律”两个原则并不对立,在儿童的生活中应该对它们]进行调节,使之适应个性发展的自然变化。智力的发展离不开兴趣,兴趣是一个孩子专注和领悟的先决条件。所以在他看来,纪律处于次要地位。“在教育中过分强调纪律是有害的,”他批评英国教育中过分强调知识。他解释说:“知识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应用,在于人们对它的积极的掌握,即存在于智慧之中。”
大学毕业生经常有头脑迟钝的人,就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便是掌握在校的知识。“很遗憾,我们面临这种两难的选择:首创精神和训练缺一不可,但训练又往往会扼杀首创精神。”(63页)所以教师应该用积极的态度、极大的责任感来处理这对矛盾,“教育是个难题,不能用一种简单的公式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