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集中描述浮现中的新女性的种种形象。记住(一直在发挥作用的)语言的物质性将会是十分有益的—这一重心是没有任何生产者、产品、甚至形象可以超越的。无论是在苏菲亚·彼罗夫斯卡娅传记翻译中,古文与的新文体之间的争论;还是在叙述“茶花女”的故事时,白话与文言之间的选择,都显示出了语言自身的反抗:语言显示出对其使用语境以及来自自身传统的压力的屈服。正是通过语言的具体成形( concreteness)—包含着众多选择以及附加其上的不同意义一围绕什么构建了“通俗” ( the popular)的争论变得意义重大,有些意义甚至是由那些卷入争论的人在无意间造成的。同样,通过对语言的特别选择,“传统”呈现出多种意义:最初的、大写的传统( Tradition)最终变成了种种传统( raditions),而大写的语言(Language)自身,也分裂为了种种语言( languages)。


虽然这种分裂未必是有意识地完成的,而且显然不会总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那种对未分裂的、也不可分裂的传统( Tradition)的怀念便足够了一一但大体而言,在对完全是他人的(如“苏菲亚·彼罗夫斯卡娅”)、抑或自己的东西(如“古文”)进行转化时,晚清展现了一种令人惊异的轻松(ease)。之所以令人惊异,只是因为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这样的轻松不知缘何变得比较少见,并且随着20世纪的慢慢流逝而越来越难以想象。

对于严复而言,对古文的使用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它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崇高地位赋予了它力量,使之能胜任介绍西方知识这新任务。严复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说服文人阶层愿意接受非中国的思想:古文正是他贏得预期中的特定读者群的媒介,这些读者都是“多读中国古书之人”。然而,内在于古文被要求承担的这一修辞功能中的,却是“说服读者”的这一最终目的,与为达成这一目的而采用的方法二者之间的悖论关系,它同时包含着两个相反的动作;一为走向外国他者,一为尽可能地坚守熟悉的自我。而只有在两个主体间建立起可公度性,才有接近普遍主义这一理想的可能存在。严复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两难的境况,正如他自称为“达旨”者,而非译者,并警告“学我者病”。这一说法借自鸠摩罗什这位晋代伟大的佛经翻译者。这一自我观念显示了一种深刻的认识,即翻译活动意味着妥协,一种个人理想与目的之间的妥协,同时也是外国与自我间的协商,以及自我的不同层面间的协商。

因此,严复对普遍主义这一理想的再三呼吁(这也是晚清一代文人的特点),既很快导致了他的成功,也造成了他不久以后的失败。正如胡志德( Theodore Huters)在其最近有关严复的研究中深刻地指出的:“任何试图以特殊的、地方实践作为其吁求普遍性之地方基础的思想家,都恰好为其下一代提供了颠覆自身权威的根据。”②而在此,至关重要的“地方基础”,便是“古文”,这一晚清特殊实践正为五四对传统的批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靶子。在短短的二十年中,古文便已经远远地脱离了现代中国作家的实践,最多也只能与古老遗迹联系起来。

对恰当的文学媒介的选择,成为了当时有关翻译之争论的焦点。对于中国晚清的译者而言,无需将西方语言转为一种统一的“中文”,他们有不少选择的可能:简洁的古文,华丽的骈文,或是新文这种混合了白话与日语复合词的新文体。②上述每一选择,都承载着各自特定的文化与历史含义,当然,对于作家个体而言,也是一种认真的私人化、情感化投资。因为,这些选择不仅意味着一位作家/译者被自我和他者想象、由此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同时,从根本上来说,正是通过这些不同的语言选择,晚清知识分子想象了传统与现代性的意义。

例如,梁启超在翻译柴四郎( Shiba shiro)的《佳人奇遇》( Kajin n0kigu)时,便选择了新文体。而严复,这位也许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家在翻译托马斯·赫胥黎( Thomas Huxley)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thics and Evolution,严译为《天演论》)时,用的则是古文。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两位译者可以说为围绕“雅”和“俗”(精英的、或合宜的语言相对于通俗的、或流行的语言)这组核心观念展开的争论建立了框架。③而不到二十年,这一框架就将被五四一代重建,他们所使用的术语已经转为了“活的”与“死的”语言。在很大的程度上,这几代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光谱上处于极不相同的端点,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有着根本的不同——体验着一种不断加深的文化危机感。他们共享着这样一种焦虑,即一旦一个民族的语言走向灭亡,那么这个民族将出让其知识分子的最后独立性,并且很快将不复存在。④同时,他们还有这样一种共识,即时代要求他们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而当作者们安排夏雅丽和罗兰夫人使用中文时,也就不再强调其异国性。换言之,当她们说中国话、她们的本土化可以被轻易设定时,在某种程度上,跨文化联系的各种细则也就处于可控制的状态下了。这种控制的需要,源于20世纪早期的特殊历史。当时,伴随着文化“跨越( crossing)的,是一种极大的力量不均衡,“文化”本身不可能与那时国内外的政治情况分离,而只能与救国等重大命题紧密相关。晚清小说描写中,令人惊异的交流无障碍以及获得外国知识的快速,也由此暗示了种急于与西方、与现代性达成一致的普遍情绪。


但是,对于晚清读者而言,从其本身的语言和历史背景出发,夏雅丽与罗兰夫人说中国话却显然很不“自然”,即使说的是“一口京腔”。何况,她们还往往“不自然”地说着雅致的文言。而作为这些形象能被想象的关键,其化身所使用的语言是我们理解这一跨文化相遇的基础所在。语言之相遇要远比小说人物之会面逼近。因为,原本隐没的跨界焦虑在此浮出水面,而改造、本土化或反抗的过程要远为切实。在此,随着外国的声音混入原有声音,民族之争在语言的战场上展开,意识形态冲突也为有关文学之恰当媒介的争论所取代。


的确,一位译者所挑选的某一语言—或是文言,或是近俗之语为“移植”苏菲亚·彼罗夫斯卡娅、罗兰夫人这许多“茶花”提供了特定的工具。语言之特有属性使之天然具有吸收和反抗异国他者的能力,它可以给译本注入特定价值,影响文本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及其在文化市场上的价值。因此,新女性的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翻译的传说。

在梁启超排斥性的语句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对“为花草风月之言”的明显的蔑视。可以解释这种异常情绪化的指责的,是一种与过去的有意决裂,这种决裂正是通过建构一个性别化的过去而得以实现。因为,在这样的描绘中,女诗人所代表的不只是“才女”这一群体,她们事实上成为了所有诗人的替身,甚至,如果进一步抽象的话,代表了整个抒情传统。在此,这一宏大的旧传统意味着软弱与感伤,一种导致了民族性格之虚弱无力的女性化文化遗产。②由此,整个传统也由一种性别化的术
语进行了表述,立即(通过女诗人)被具体化,并同时被抽象化(呈现为种象征性的枯竭)。由此一击,梁启超便同时埋葬了传统的才女和由才女转喻性代表的传统高等文化。

作为意指差异性的主要途径,性别为梁启超提供了一个便利的隐喻,用来标识“一种与某一过去相异的决心”。③-而“过去”,一旦被如此命名、并被交托给古代史,就使得现代的(此处尤指通过新女性形象进行的)设定成为可能。毕竟,那两位才女在梁启超文章篇首的出现,为对康爱德医生的介绍打好了基础,后者精通西方医学—最卓越的现代的“才”。通过克尽其象征性功能,新女性被赋予了一种巨大的代表性力量。我们最好记住,她的存在与可理解,是以对“过去”的遗忘为基础的,其中尤其包括了对她的同代与前辈—“才女”的排斥。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将这些质询放到一个学术新领域的语境之中。该领域即在过去几十年中出现的对中国明清女性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赋予本次研究以灵感,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学者们已经充分证明,从晚明(16世纪中叶)到清朝盛年(18世纪到19世纪早期),女子诗社十分繁荣,并出版了大量诗选,“才女”,或者说有着精英背景的女作家也由此获得了空前的知名度。①才女在性别关系的形成和历史中都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绝非单纯的被压迫者。通过挖掘中国女性文化的丰富历史,这些研究对中国历史中的女性及其微妙地位进行了新的定义。


破除了我们将传统女性视为受难者(一种现代想象中根深蒂固的形象)的陈见,这一重审的历史极大地丰富了我们有关传统和现代、中国与西方之关系的理解。的确,我们还能将这两种关系视为有关晚清和五四时期的那幅熟悉的地图上的双轴吗?这些关于中华帝国晚期女性的研究其实也证明了“西方冲击一中国回应”这一范式在解释现代中国之历史转型方面的无力。②尤其是通过挖掘一个在思想构成方面有异于西方女性主义历史的女性文化,这些研究为对所谓的“女性主义东方主义”( feminist Orientalism)进行彻底批判提供了坚实基础。③我们不再可能将“传统中国”定位为一个愚昧的过去,在那儿,女性毫无例外地受到压迫,而直到19世纪中期西方力量的出现才打破了这一凝固在时间之中的单色画面。因此,逐渐浮现的新女性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西方舶来品,在朝着杨·J·艾伦所说的“文明”阶段行进。同样,我们也不能全盘接受梁启超的说法,认为现代女性截然对立于“传统女性”,而将后者描述为“蚩蚩然、塊塊然、戢戢然”。

本书将聚焦于逐渐浮现的新女性形象,研究时段将从清朝最后十年延伸到五四初期,粗略地说,即从1899—1918年,在此期间,该形象逐渐形成。①此时,“新女性”,或“新妇女”这一用语尚未普遍流行。②我们也很难指出其组成部分,因为它所代表的是一个还未能明确界定的理想。这是历史上的一个临界时刻,一一个存在多种可能性、很大变易性,以及充满焦虑的时刻。这也是一个建构的时刻,其特点在于,衰落的或方兴未艾的实践与话语,也即被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精辟地称为“新兴”( emergent)和“残余”( residual)的两种力量纠缠混合,发生着剧烈的相互作用。①例如,一位反传统的革命英雄,可能与在传统诫女书中
如深受赞美的、至孝的女儿相仿;而像守节寡妇这样的典型的传统女性,却可能出人意料地吟诵《罗密欧与朱丽叶》( Romeo and Juliet)中的一首爱平下之情诗。因此,现代中国女性形象并非绝对的“独创”,甚至并不“连贯”,相反,她必然在承载着诸多先辈之矛盾印迹的同时,也表现出与其后代相
似的一些迹象。

(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并通过“意义”来隐藏这一外来者的异他性( alterity),或者,等而言之,它意在安抚那些依然萦绕于现在的死者,并将他们送入经典的坟墓。
——米歇尔·德·塞尔托( Michele de Certe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