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赛金花,也即彩云之历史原型的重要性,那么,描绘彩云时最为明显的叙述主调则应该是有关“名妓”的—然而,这却是最为小说抵制的一个叙述主调。正如作者曾朴在后记中所说,他并不想再创作出一部《桃花扇》,或者《沧桑艳》。这两部作品都是描写名妓的代表作。作为一个妓女,彩云的名气当然已经够大,而且正如小说已经充分展示的,她也按照自己的方式表现出了种种才能。她之所以不能融入“名妓”这悠久传统,是因为她缺乏传统文化资本。或更准确地说,《孽海花》的叙述坚决地否认了她与文化的任何关联,从而保持了她面对中国传统的边缘地位。

在晚明至清初有关名妓的描述中,她们往往是文化怀古的象征,而这种怀古又是富有政治含义的。学者们也对下至清朝早、中期,名妓文化的衰落,以及依附于这一文化之上的文化怀古情绪的逐渐消失进行了追踪。在《孽海花》中,文化怀古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投射于一位名妓身上。不过,承担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重担并没有压在彩云身上,而是交托给了另一个更为边缘的人物:褚爱林。后者正是这样一个与最高等的文人圈有着紧密联系的小妾兼妓女:置身于各种文物之中,她自己便是个珍贵古物的真正的鉴赏行家。与彩云的命运极为相似,褚爱林一开始也是一个妓女,接着嫁给龚孝琪[著名文人龚自珍(1792—1841)的儿子]做妾;龚孝琪变得穷困潦倒后,她又重操旧业,这也是她进入我们视野的由来。在她的新居里,依然摆放了许多令人瞠目的珍贵文物,这些都是龚孝琪送给她作纪念的,也是她赖以谋生的文化资本。在此,小说花了大量笔墨来写她的寓所:商朝(约公元前1066年)的陶器,晋代(约265-420年)前后的碑文,甚至连她给金雯青和他的文人朋友们]坐的椅子,也都是古董珍品。对于褚爱林的描绘,也直接将其置于名妓传统之中,让其部分地发挥了文化怀古情绪之承载者的作用,尤其是当这一文化正统的继承者已经“穷得不得了”了。

在评论上引彩云关于不忠的辫词时,五四批评家蔡元培找到了又一个例子可以证明他的观点,即彩云“一点没有别的”:“(她这番关于“姨娘”的)似乎有点透彻的话,可以叫纳妾的男子寒心”,然而从她前面有关正妻”的一段话,“可见他的见地,还是在妻妾间的计较,并没有从男女各自有人格的方面着想”。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在1935年。蔡元培之所以失望,是因为彩云并没能实现他对新女性的想象,也即关于独立女性的后五四(post-May- Fourth)理想。然而,究其根本,这可能是他的失败,因为“还是在妻妾间的计较”的传统框架让他无法看到彩云对这一体系远具颠覆性的批判。而更难否定的,是他对“纳妾的男子”刹那间的(虽然是隐秘的)同情,凸现了他对旧男性( the old Man)不自觉地认同,尽管表面上他是在寻找新女性。蔡元培对新女性的界定不仅显得狭隘,而且从根本上说,也仍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他显然没有承认男性与女性、或正室与小妾之间基本的力量不平衡。虽然他自认为是后五四时期的新知识分子,他无法—正如他对彩云的不满所显示的—应对彩云的激进陈述,这一陈述并没有表现出对某种意识形态议程的信奉。再次,彩云被证明违背了太多的规范,她是一位不容易被归位的违规者

确实,通观全书,通过利用各种微妙的方法来调用中国传统叙述中“巾帼英雄”这一特殊类型,激进的外国女子夏雅丽已经被本土化了。与这些巾帼英雄一样,她被描绘得具有惊人的美貌以及非传统的举止,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又有着根本的美德。在塑造这种女性形象时,基本的矛盾就在于她的性:她需要被描绘得既具有性方面的诱惑力,同时又必须是不可染指的。这一矛盾总是难以解决——因为贞洁是女性美德的基本要求——所以,这类女性的最终结局往往是自杀或准自杀,从而在叙事的层面解决了矛盾,并为巾帼英雄的越轨行为脱罪。

不过,翻开赛金花的传记,我们会发现彩云的这位历史原型在陪同丈夫出访欧洲时,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舞会。她也未被允许穿上西方服装,在被德国弗雷德里克皇后[维多利亚( Victoria),1840—1901,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的女儿]接待时,尤其如此。赛金花冷淡地接受着“中国着装习惯”与她被教导采用的“西方问候方式”二者之间的不协调。而她与外界的接触范围也明显局限于当大使招待西方政客时,与他们握握手罢了,握完之后,她便立即退回到内室。她的丈夫洪钧,也即金雯青的原型,认为西方时装,和其他那些西方风俗一样,都是“野蛮”的,不可仿习。他自己便“一点洋物也不肯用”,甚至当他的脚因为终日穿着中国布袜而“磨坏”时,也坚持如此。

因此,古人所说的将中国人与野蛮人区分开来的“大防”本应被不懈谨守,即使代价是身体的直接不适。事实上,正是旅行者的身体被象征性地召唤,扮演了文化差异之“防”( floodgate),就如身体本身也成为了铭刻这些差异的地方所在。同时,刘锡鸿与洪钧那些戏剧化的表现,其实也证明了所谓的“大防”是多么脆弱,尤其是当一个人身处“他们”之中,而他的每一个举动,无论多么琐细,都能被阐释为文化的、民族的、甚或种族性的越轨时,这一点表现得就更为明显。

因此,在她的观念中,一位女性的出游有着多重的、彼此有所重叠的意味:首先,它是性别化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次富有性别含义的出游,而这些涵义是与狭义上的妇德相关的。因此,一位当众露面的女性( a woman in public)也就随即被转译为一个公共女子( a publicwoman),因而也就是道德沦丧的。彩云,这位妓女/小妾也就成了大使夫人的唯一合适的人选,同时也是唯一一位适合出游的女性,因为前身为妓女( the public woman)的她,已经无可救药地违背了“内”与“外”的划分。附加于这一伦理阐释的,是出游女子也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意义,因为她的举手投足都代表了整个国家。上述逻辑论述中的矛盾也为整部小说的讽刺性埋下了种子。在小说的一开始,正是彩云作为一个妓女变为小妾“模棱两可”的身份为其游动性提供了条件。而一旦开始其跨洋之行,在正室诰服的掩盖下,彩云的社会地位以及过往历史都开始变得模糊难辨。这种流动性很快便被转化成了权力,而这种权力与她最开始借自金夫人的那种“权力”有着质的不同。因为,这一权力不断地再定义她自己,为她铸造新的身份。

当“内”/“外”之说被附加于“夷”/“夏”之辨,就如我们在小说《孽海花》中所看到的,这一说法本身便变得难以捉摸,而女性的角色也显得更列为超定。与男性相对时,女性代表着“内”;而与“夏”或者说“中国性”相关联时,她的角色则更为复杂。如果“夏”仅仅意味着担任公职,那她并不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但如果这一用语是相对于“夷”提出的(几乎总是如此),那么她的角色便不仅仅是公共性的,而且,颇为奇怪地,具有了某种视觉性。她对一种明确规定的女性特质的坚定支持俨然成为了中国文化之优胜的象征。因此,金夫人认为,凭借着富含传统内涵的个人外在表现、及其公共性逻辑,女子代表了国家之观瞻。通过强调女子外在表现的道德影响,并服从于上述重要思想,她的观点无疑凸现了出访女性的象征性意义、其职责的公共性质以及其举止态度的国际影响。在此,她与男性的“差异”被有效地召唤来建构起了中国人与非中国人、或者说与蛮夷/禽兽之间的“差异”。她角色的代表性力量,所谓的国家的“观瞻”,正好存在于她完全忠实的中国秩序,而这种忠诚是她通过其性别进行编码的。参照正统观念中异性不得发生身体接触的禁令①,金夫人也特别反对与非中国男性发生身体接触,这不仅是对女性行为准则而且也是对她十足的中国性的一种潜在违背;甚至更进一步,根据潜在
的民族与历史逻辑,这也有悖于“夷”眼中的中国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