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故意“借用”笔名的行为至关重要,因为它授予了作者另一身份个明确性别化了的身份的潜在权力。故而通过笔名装扮成女性的作用首先是隐喻性的,使得男性作者能够宣泄他们对家庭所代表的传统体制的不满。托闺怨而“讽喻”,就像中国文学传统中男性诗人数百年来所做的那样,新男性们试图借用女人的声音来拆除家庭权威这幢传统大厦。或是通过“纤细的笔触”,或是经由听上去像女性的笔名,女性性别认可了男性作者—他们仍然在摸索如何定义他们自己的正在浮现的声音,如何阐明他控诉传统体制的真实性。

玛格丽特·麦克斯韦( Margaret Maxwel1)在她关于俄国女性无政府主义者的历史研究中指出,她们不仅符合“女虚无主义者”的流行形象——蓝色眼镜,故意剪得乱糟糟的头发和朴素的服饰,一些人
还自己设计服装。维拉·查苏里奇“就精心计划了她打算穿去暗杀特雷波夫( Trepov,圣彼得堡市市长)的服装,因为她知道她将会被拍下穿着这件衣服的样子,而这张照片会公之于众。”①于是,精心构建的破除偶像的身份为了公开露面的印象而被扮演一结果却产生了一个新的偶像。

着迷于戏剧风格在几个层面上都至关重要。可以说,它为多重的自我发明提供了舞台,召唤出一个自觉作为历史能动者的自我。同时,戏剧风格伴随着某种不安,泄露出对“真实”身份的渴望——一种在书中逐渐浮现的有些暗藏的渴望,将在后文讨论;这种渴望与先前享受的阶级特权和社会地位有关。这种高度自觉的姿态因而要求被摄影这一现代技术记录,与朋友分享,由公众的眼睛作证,并在历史中得到名副其实的纪念。

“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一政治运动所孕育的道德①在索菲亚的故事中被含蓄地性别化了。这似乎就是一位打破旧习的非传统女性、一位必须暴力的女性的目标—一似乎对于如此超出女性行为限度的生命而言,惟有死才是一个可接受的借口、正当理由和赎罪。死亡场景提供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叙事结局,因为它不仅使得抬高那些华而不实的理想有了可能,还绕开了索菲亚生命中的那些离经叛道。凑巧的是,参与辛亥革命的中国女烈士秋瑾在这一传记发表刚刚十天之后就牺牲了,她自身正是留学生激进环境的个产物。许多同时代的人拿她与索菲亚相比。②像索菲亚一样,某些人也为她的死拍手喝彩—或者,如同鲁迅当时所论,她可以说是“被拍手拍死的。”

在政治议程方面,传记作者似乎亟欲驱散读者可能感受到的不适—对与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暴力的不适:开篇头一句他便强调“夫天下惟最不忍之人,而后能行最忍之事”。唐·普莱斯( Don Price)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3了以真正动机的名义将不忍与暴力并置的直接政治原因,认为暴力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向高贵目标献身的外在表现”。②更重要、也与当前讨论更相关的是,修辞中这种引人注目、自相矛盾的措辞具有明确的性别编码,因为“最血腥的行为”据说“乃几个极仁慈、极温和的妙龄女儿,倾国美人为之耳!对公众而言,似乎女性和暴力的这种并置使得暴力女性化并进而无害了。1907年发表在《中国新女界》上的一篇文章确实将女性与暗杀明确联系起来,主张“暗杀是妇女参与革命的最好方式”,从而将一种可能是偶然的联系转变为一种必需的甚至是“宿命”的联系。③这样,传统女性特质与公共暴力行为的混合产生出两种相互依存的结果: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动因被正当化了,这反过来又使得女性积极主动的公共角色正当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