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关于18世纪中国妇女的研究的末尾,曼素恩( Susan mann)以如下方式思索了帝国晚期妇女与20世纪妇女之间的差异:

饱学闺秀( learned women)的人数自17世纪以来持续不断地增长,她们的权威得自古典学问和写作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受教育的妇女能够创造出一种身份,一种在儒家高等文化“文”的语境中合可以得到精神认同及世人理解的身份。同一种力量在20世纪的剧变中丧失了意义,这时,文的基础被革命的领导者(男性或女性都)否决了。

我们记得,文的力量也正是林纾所反复乞灵的,不仅在他的著名译作《茶花女》(1899年)中,也在他之后整整二十年的翻译生涯中。五四时代的巨变侵蚀了林纾译文的文化价值,也将帝国晚期饱学闺秀的权威涤荡殆尽。当梁启超首次将“传统中国妇女”描绘为“蚩蚩然、塊塊然、戢戢然”(1897)时,当他争辩说传统的才女之才“本不能目之为学”时,如同曼素恩所提出的,他是在否决传统高等文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