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科夫在他的笔记里写到：如果你只为现在工作，那么你的工作将毫无意义，一个人工作时必须想着未来

没有了莫斯科人、莫斯科报纸和我所钟爱的莫斯科教堂的钟声，一切都显得无聊透顶

三姐妹的问题是精神上的萎靡不振，而不是地理上的错位

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的《樱桃园》成为一种标准，把我们带离这部戏真正的构想——也带离了真正的契诃夫。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不管是个人气质还是家庭背景，契诃夫都将自己看成是打破社会藩篱的局外人。跟罗伯兴一样，契诃夫的父亲是一名农奴出身的商人，他自学小提琴，还参加了教堂的唱诗班，1864年成为塔甘罗格大教堂的唱诗班指挥。契诃夫与父亲一样努力。他知道普通人也可成为艺术家。他对古老的贵族世界毫不惋惜，他在最后一部戏里欣然接受了20世纪前夜出现在莫斯科的各种文化力量。

通过这些艺术品和小工艺品，莫斯科的艺术家开创了他们所谓的“摩登风格”，即将俄罗斯的民间图案与欧洲的新艺术风格相结合。我们可以从20世纪初莫斯科建筑的奇特复兴中看出来，也许最为明显的是费多尔·舍赫杰尔为斯捷潘·里亚布申斯基所设计的漂亮宅邸，这座房子试图将一种简单甚至可以说简陋的风格与富豪所期望的现代奢华相结合。在它那极尽铺张的摩登客厅后面，偷偷隐藏着一个按古老的莫斯科风格建造的旧礼仪派小教堂。这座建筑完美地表达了这些商人阶层的分裂人格——一方面回头望着17世纪，一方面又大踏步地朝着20世纪走去。这确实是莫斯科的矛盾之处——一座自我形象依然停留在传说中的遥远过去的进步城市。

19世纪整个欧洲的文化精英都鄙视商业和贸易，知识界的情况也一样。但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俄罗斯的情况严重，俄罗斯人破坏了中产阶级与文化精英的关系，从而堵死了俄罗斯沿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路子走下去的可能性——最终无力回天。直到19世纪90年代，商人依然被排除在莫斯科的贵族圈子以外。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才不再放纵百姓酗酒。但是它所颁布的伏特加禁酒令只是使酗酒的问题更加严重（因为俄罗斯人转而喝起了更加危险的石蜡和私酒），而禁售伏特加所导致的税收减少则是1917年政府垮台的一个主要原因。

“彼得堡是我们的头，莫斯科是我们的心”，一句俄罗斯谚语是这么说的。果戈理则用另一种方式描绘了它们之间的对比：
彼得堡是一个精确、守时的人，是一个完美的德国人，他做任何事情均考虑周到。在举办宴会之前，他会先看看自己剩下的钱有多少。莫斯科则是一个俄罗斯的贵族，如果他想玩乐的话，他会痛痛快快地玩到倒下，根本不在乎自己口袋里还剩多少钱。莫斯科做事不喜欢半途而废……彼得堡喜欢取笑莫斯科的笨拙和没有品位。莫斯科反过来谴责彼得堡不会说俄语……俄罗斯需要莫斯科，彼得堡需要俄罗斯。

在西化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关于俄罗斯文化使命的意识形态论争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对立。西化主义者认为彼得堡是俄罗斯人以欧洲为标杆的模范，而斯拉夫主义者则将莫斯科理想化，认为它是俄罗斯传统生活方式的中心。斯拉夫主义者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以俄罗斯本土风俗相联系的精神共同体，看来它就体现在这座城市的中世纪轮廓上——克里姆林宫的围墙牢牢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就像是从土里长出来似的。这座城市紧密联系的社区，以及它那朴实的性格，都体现了古罗斯人以家族为重的精神。

莫斯科一直都将欧式风格与自身特色相结合。温暖柔和的色彩、圆而笨重的形状和俄罗斯样式的装饰，软化了古典主义的外墙。它总体上散发出一种从容的魅力，这是冷峻而充满帝王气派的圣彼得堡所没有的。彼得堡的风格是由宫廷主宰的欧洲时尚，莫斯科则更多像俄罗斯外省。莫斯科的贵族实际上是外省贵族的延伸。他们在乡间消暑，10月才来到莫斯科参加冬季的舞会和宴会，而且一旦路上的积雪融化，可以通行，他们便返回乡下的庄园。莫斯科位于俄罗斯大地的中心，位于沟通南北、欧洲和亚洲大草原贸易的交通要道上。随着帝国的扩张，莫斯科吸收了来自周边的不同文化，并将自己的风格加诸各省。喀山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座古老的喀山汗国都城，模仿了俄罗斯征服者的形象——它的城堡、修道院、住宅和教堂，全部都按照莫斯科的风格建造。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莫斯科是俄罗斯各省文化上的首都。
然而，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同样可以看到东方的风俗、色彩和图案。诗人康斯坦丁·巴秋什科夫将这座城市看成是东方和西方“匪夷所思的交汇”。这是一个“由迷信和辉煌、无知和启蒙组成的混合体，令人惊奇且难以理解”，由此他得出令人不安的结论，即彼得大帝“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统统都不到位”。在莫斯科的形象中，人们依然可以看出成吉思汗的影响。这种亚洲元素是它魔力和野蛮的来源。“如果没有教堂，而只有尖塔，”批评家别林斯基写道，“人们可能正身处谢赫拉萨德常讲的那些野蛮的东方城市中。”古斯丁侯爵认为，莫斯科的圆顶塔很像“德里的东方式圆顶，而城堡的主楼和塔楼则会将你带回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欧洲”。拿破仑则认为它的教堂很像清真寺。

莫斯科是一座饕餮之城。民间故事里经常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胖子，他们正是这座城市的真实写照，因为大量的资金都用于吃喝。举个例子19世纪早期时，拉赫莫诺夫伯爵只用了8年就将他的所有遗产挥霍一空——据说超过200万卢布（约20万英镑）。他用松露喂养家禽，用奶油和帕尔玛干酪而不是水来烹煮龙虾，还让人将他最喜欢吃的一种鱼（只产于300公里以外索斯纳河的特别稀有品种）每天给他送到莫斯科。穆辛–普希金伯爵一样挥霍无度。他用奶油喂养小牛，还将它们像新生的婴儿一样放在摇篮里。他用胡桃养鸡，还给它们喝葡萄酒,以此来改善肉质的口感。丰盛的宴会在莫斯科的历史上有着传奇的地位。斯特罗加诺夫伯爵（19世纪初的一位伯爵，他的后裔以其姓氏命名了一道牛肉菜肴）举办了著名的「罗马晚餐」，进餐时他的客人都躺在榻上，上菜的则是裸体的男孩。鱼子酱、水果和鲱鱼脸颊肉是典型的开胃菜；接下来是三文鱼唇、熊掌和烤猞猁；然后上蜜烤杜鹃、比目鱼肝和江鳕鱼卵，牡蛎、禽肉和新鲜的无花果，盐渍的桃子和菠萝。客人们吃完后会到浴室去，并开始喝酒，因为吃过鱼子酱之后他们真的很口渴。
莫斯科的宴会以规模宏大而非菜肴精致著称。每餐上200道菜并不罕见。一份宴会的菜目表显示客人将会喝到10种不同的汤吃到24种馅饼和肉菜、64种小菜（比如松鸡或者水鸭）、几种烤肉（羔羊肉、牛肉、山羊肉、兔肉和乳猪）、12种不同的色拉、28种什锦馅饼、奶酪和新鲜水果。客人们吃饱喝足后,就会退到另外个房间吃甜点和加糖的水果。在这个声望即意味着宫廷晋升的社会里，贵族争相举办宴会。大量的资金被用来聘请最好的厨师。舍列梅捷夫伯爵（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每年付给他的高级厨师的薪水是850卢布—这对于农奴来说是一个巨额数目。在主人眼里，厨师的地位和艺术家相当，并不惜花费巨资送他们到国外受训。其中最有名的是著名的波将金公爵，他因为举办奢侈的全猪宴而为人所知：猪体内所有的内脏都通过嘴巴取出，再往里面塞上香肠，然后将整只猪和酥油面饼及葡萄酒一起烧制。
并非只有朝臣才吃得这么好。外省家庭同样热衷于吃喝，而且由于庄园上没其他事情可干，吃吃喝喝通常是用来打发时间的好办法。午餐一般会吃上几个小时。首先上来的是餐前小菜（开胃菜），冷盘，接着是热菜，紧接着是汤、馅饼、禽肉、烤肉，最后是水果和甜点。这时已经差不多快到喝茶的时间了。有些贵族家庭一整天「都在不停地吃」(引用普希金的话)。乌克兰的中等贵族布罗德尼茨基一家是其中的典型。起床后他们喝咖啡，吃面包卷，接着上午10点左右吃餐前小菜，午餐一共6道菜，下午喝茶时吃甜面包和果酱，接着吃罂粟籽和坚果、咖啡、面包和饼干，作为晚餐之前的小点心。然后就到了晚餐时间——主要是午餐剩下的什锦冷盘——接着喝睡前的最后一道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