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逃离苏维埃、流散四方的流亡者中，有一群被称为欧亚主义者的知识分子。20世纪20年代，斯特拉文斯基属于他们巴黎圈子的核心；他的朋友，哲学家列夫·卡尔沙文和出色的音乐评论家皮埃尔·索夫琴斯基（卡尔沙文的女婿）是这个群体的重要成员。但是在所有的流亡者群体中，欧亚主义都是一种主流的文化趋势。许多最著名的俄国流亡者，包括哲学家N. S. 特鲁别茨柯依、宗教思想家乔治·弗洛罗夫斯基神父、历史学家乔治·范伦斯基和语言学理论家罗曼·雅各布森，都是这一群体的成员。信奉欧亚主义成为流亡团体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植根于1917年到1921年间俄国被西方背叛的情感之中。它的绝大多数贵族信徒指责西方在大革命与内战中没有击败布尔什维克政权，从而使俄罗斯作为一个欧洲政权垮台，并导致他们被迫逃离自己的祖国。出于对西方的幻灭，但又没有完全放弃自己在未来俄国的种种可能与希望，他们将自己的故土重新塑造成一种亚洲大草原上独特的（“图兰”）文化。
这一运动的奠基宣言是《东方出埃及记》，一本于1921年在索菲亚（保加利亚首都）出版的论文集，书中欧亚主义者预言了西方的毁灭，以及在俄国与欧亚的领导下一种新的文明的崛起。本书中最重要的论文的作者，特鲁别茨柯依主张说，从根源上来看，俄国隶属亚洲草原文化。影响和塑造了俄国政治和精英文化的拜占庭及欧洲文化，对俄国底层的民间文化几乎毫无影响，她的民间文化主要是从与东方的接触中发展而来的。几个世纪以来，俄国人与芬兰——乌戈尔族部落、蒙古人和其他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自由融合。他们同化了许多游牧民族的语言、音乐、习俗和信仰中的元素，因此这些亚洲文化在俄国的历史进化过程中也被吸收进去。

奥勃洛莫夫习气（Oblomovshchina），这个词源自冈察洛夫在《奥勃洛莫夫》中塑造的一个终日躺在沙发上做白日梦的贵族形象。文学评论家尼古拉·杜勃罗留波夫在1859年这本书发行后首次使用这一词，此后它被公认为是俄罗斯的民族顽疾。其代表形象就是奥勃洛莫夫的睡袍。杜勃罗留波夫甚至宣称，“我们所有的奥勃洛莫夫最由衷的努力，就是穿着睡衣想努力让人对他有所回应”。冈察洛夫尤其仔细地指出，主人公的这件睡衣是来自亚洲。这是“一件真正的东方风格的睡衣，没有一点欧洲的痕迹，没有流苏，也没有天鹅绒衬料”，剪裁是真正的“亚洲风格”，袖子“从肩膀到手越来越宽”。奥勃洛莫夫的生活就像一个苏丹王，被仆人簇拥着，只要是能让别人代劳的，他绝对不会亲自动手，他成为代表俄罗斯“亚洲惰性”的文化丰碑。列宁在感到无法改造俄国的社会生活而沮丧万分时，使用了这一词汇。“奥勃洛莫夫还活在我们中间，”他在1920年写道，“我们还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来洗净、清除、动摇并狠命地打掉他对我们的影响。”

尽管有少许例外，欧洲人并不需要定居在自己的殖民地（也不需要对当地的文化有过多的了解）就能带走那里的财富。但是对于沙皇俄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来说——定居在偏远地区的俄国人，回到莫斯科需要经过半年的旅程——则不可避免地要在当地安家。俄罗斯帝国通过将俄罗斯文化强加给亚洲大草原来实现自己的扩张，但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殖民者本身也被亚洲化。这种交流的结果之一就是对殖民地文化的感同身受，这在欧洲国家的殖民者身上是十分罕见的。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就是，即使是最热心的沙皇帝国主义信徒，往往也是东方文化的狂热分子和专家。

但俄国人对东方的态度远非清一色的殖民者立场。从政治上来看，俄国是一个和西方任何国家一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文化上俄国就模棱两可得多，因此除了像西方国家一样带着对“东方”的优越感之外，他们对东方文化有着深深的迷恋甚至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多少是源于俄罗斯坐落在亚洲大草原边缘，被东西方文化来回牵扯吸引的自然结果。这种地理位置上的不确定性也造成俄国人深深的不安全感——尤其是与西方的关系上，尽管这种感觉正是俄罗斯对待东方的犹疑态度的主要根源。或许俄国人认为自己是和亚洲有关系的欧洲人，但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就是“亚洲人”。所有的西方作家都提到这一点。按照古斯丁侯爵的说法，圣彼得堡市中心是沙皇庞大的帝国中唯一的欧洲领土，穿过涅瓦大街，就已经涉险进入了“一直包围着圣彼得堡的亚洲蛮族地带”。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对自己国家中“亚洲般的落后”心生愤恨。他们迫切渴望能被西方人平等看待，能够进入并成为欧洲主流社会中的一员。但当他们被西方人排斥或者感到自己的俄罗斯文化被小看，即使是最西化的俄国知识分子也会心存不满，并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的自豪感（作为一个亚洲式地域辽阔的国家）。例如普希金，尽管他在欧洲长大，并和所有参与启蒙运动的人士一样，认为西方才是俄国的最终归宿。但是当欧洲批判俄国镇压波兰1831年暴动时，他写了一首民族主义诗歌《致俄国的毁谤者》，诗中他强调了自己祖国的亚洲本质，“从芬兰冰冷的山崖到炙热的科尔基斯（高加索的希腊语名字）”。

和欧洲其他国家在海外进行的同样带有宣教意味的战争相比，在宗教上征服亚洲草原对俄罗斯帝国来说要重要得多。这是因为俄国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俄国与其亚洲殖民地之间并没有大洋相隔：它们处在同一块大陆上。作为亚洲草原与欧洲草原分界线的乌拉尔山脉，本身也仅仅是夹杂着草场的连绵大山丘罢了，许多穿越乌拉尔山脉的游客经常会问他们的车夫，那些著名的大山到底在哪里。因此在没有明显的地理界线将俄国与其亚洲殖民地分隔开来的情况下，俄国人转而寻求文化上的界限。在18世纪，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那时俄国正试图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在西方有话语权的欧洲帝国。如果俄国想要被认为是一个西方国家，那她需要构建一条更清晰的文化界限将其和亚洲其他东方国家相区分，而信仰则是最简单的划分方式。所有归降沙皇的非基督徒部落都被划分为“鞑靼人”，不管他们原有的信仰是伊斯兰教、萨满教或是佛教。为了加强“善恶之分”，鞑靼（Tartar）一词被故意拼错（多加了一个r），使其和希腊语中的“地狱”（tartarus）更为接近。更普遍的是，人们通常会把俄国新征服的领土（西伯利亚、高加索和中亚）一律归类为“东方”（Aziatshchina），这也几乎成为“东亚病夫”和“落后”的代名词。高加索地区的形象也被东方化，游客中流传着种种关于那里原始部落野蛮人的传说。18世纪的地图将高加索划归东方穆斯林地区，尽管从地理上来看它属于南方，而历史上它也是属于基督教西方。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所蕴含的基督教文明能够追溯到4世纪，比俄国皈依基督教要早500年。它们是欧洲最早信奉基督教的国家——甚至比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以及拜占庭帝国的建立都要早。

所有中亚的主要部落——哈萨克人、乌孜别克人、卡尔梅克人和柯尔克孜人——他们都是金帐汗国的分支。随着15世纪金帐汗国衰落，他们留在俄罗斯草原，成为沙皇的子民。哈萨克人的祖先——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语系蒙古人——在15世纪时脱离了金帐汗国。在被自己的对手准噶尔人和乌孜别克人赶出最肥美的草场之后，哈萨克人逐渐向俄国人靠拢。乌孜别克人也在15世纪脱离金帐汗国。他们定居下来，在肥沃的费尔干纳平原过起农耕生活，继承了奥克苏斯河和锡尔河之间富庶的古伊朗城镇，在此基础上他们建立了乌孜别克族国家布哈拉、希瓦和浩罕，并与沙皇建立了贸易关系。至于卡尔梅克人，他们是西蒙古人的一支（Oriats），金帐汗国覆灭后，他们脱离蒙古军队留在俄罗斯大草原（卡尔梅克人的名字来源于突厥语Kalmak，意为“留下”）。在其他部落的驱赶之下，他们向西迁徙，带着自己的牲口定居在里海北岸的阿斯特拉罕，后来他们成为俄国骑兵所用马匹的主要供应者，每年他们要往莫斯科运送5万匹马，直到18世纪这一贸易才逐渐衰落。俄国垦居者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间将卡尔梅克人逐出了伏尔加草原。大多数部落向东回撤，但仍有一些留在俄国，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或者贸易，并皈依了东正教。列宁就是其中一支卡尔梅克人的后裔。他的祖父尼古拉·乌里扬诺夫，就是阿斯特拉罕一名卡尔梅克人的儿子。

圣愚（yurodivyi）很有可能也来自萨满教，尽管他们的形象是许多艺术作品中典型的“俄国标志”。很难说圣愚到底来自哪里。可以肯定的是圣愚并没有门派，和拉斯普京（他自己本人也算是一个圣愚）一样，他们本身似乎是普通人，凭着自己特殊的预言和治愈的能力，开始了浪迹一生的宗教旅程。在俄罗斯民间传说中，“为了耶稣基督而活的愚人”，或简称“圣愚”，有着和圣人相同的地位——尽管他们的行为更像是一个傻子或者疯子，而不是使徒保罗所要求的自我牺牲的烈士。圣愚被普遍认为具有巫术和预见未来的能力，他衣着古怪，头戴一顶铁帽或者头盔，衣服下面系着铁链。他像个穷人一样在乡下流浪，靠村民的救济生活，而村民普遍相信他具有神力和治愈人的能力。乡下的贵族也经常会施舍给他食物，并为他提供住处。
圣愚那未经训练且很大程度上都是随意为之的敬拜仪式更多是源自亚洲萨满教，而非俄罗斯教会。和萨满教徒一样，为了进入宗教狂喜状态，圣愚也会跳一种轮圈舞，并伴有诡异的尖叫和呐喊声；在做法时，他使用鼓和铃铛；他身上戴着铁链的原因也是相信铁具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同样，和萨满教徒相同，圣愚在做法时也会经常使用乌鸦的形象——一种在俄罗斯民间传说中具有魔力和破坏力量的鸟。

俄国专制统治中的亚洲特色成为19世纪民主知识分子中的老生常谈。赫尔岑曾将尼古拉一世比作“会用电报的成吉思汗”。俄国的专制传统其来有自，但蒙古人的影响是奠定俄国政治基石的最主要因素。蒙古可汗要求子民绝对服从，不论是农民还是贵族，并通过无情的强制手段来保证这一点。16世纪当蒙古可汗被赶出俄国后，取而代之的莫斯科大公及后来的沙皇从蒙古人那里继承了这一传统。确实，他们新生的帝国不仅建立在拜占庭的精神血统上，同时也是基于从成吉思汗那里继承的广阔疆土。“沙皇”这一称呼就来自金帐汗国的最后一位可汗，长期以来在俄语中，“可汗”与“沙皇”就是可以互换的。

实际上蒙古部落一点也不落后。尤其是在军事技术和组织上，他们要比自己长期统治的俄罗斯人先进很多。蒙古人有成熟的行政管理和税收体系，俄罗斯国家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组织架构，俄语中许多来源于鞑靼语的词汇，例如“dengi”（金钱）、“tamozbna”（海关）和“kazna”（国库）。在金帐汗国首都萨莱（靠近察里津，今伏尔加格勒，位于伏尔加河畔）附近的考古发现显示，蒙古人已经有能力建设大型城镇，城中包括宫殿和学校、规划完整的街道和水利设施、手工工坊和农场。蒙古人没有占领俄罗斯中心区域，并非像索洛维耶夫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们过于原始而没有能力掌握或者控制这一地区，而是由于缺乏肥沃的草场和贸易路线，北方林地对蒙古人这样的游牧民族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益处。甚至他们在俄罗斯所收的税，与他们从丝绸之路沿途的殖民地——例如高加索、波斯和北印度等——所获得的财富比起来也显得微不足道。

蒙古人的后裔主要分为四个族群。首先是13世纪跟随成吉思汗的军队横扫俄罗斯、讲突厥语的游牧民族，随着15世纪伏尔加河畔金帐汗国的瓦解，他们在俄罗斯定居下来。这个族群涌现过诸多俄罗斯历史名人：作家有卡拉姆津、屠格涅夫、布尔加科夫和阿赫玛托娃；哲学家如恰达耶夫、基列耶夫斯基和别尔嘉耶夫；政治家例如戈东诺夫、布哈林和图哈切夫斯基；作曲家例如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第二个族群是从西方来到俄国的突厥人：来自意大利的丘特切夫家族（Tiutchevs）和契切林家族（Chicherins）；或者18世纪从波兰来的拉赫玛尼诺夫家族。甚至库图佐夫家族都有鞑靼人的血统（“qutuz”在突厥语中的意思是“狂怒”或者“疯狂”）——伟大将军米哈伊尔·库图佐夫一向被视为纯正俄罗斯人的英雄，由此看来颇有几分讽刺。第三类是混合了斯拉夫人和鞑靼人血统的家族。其中一些是俄国最显赫的贵族世家：舍列梅捷夫家族、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和罗斯托普钦家族，尽管更多的人处于社会的底层。例如果戈理，他的家族就混合了波兰和乌克兰血统，但他们与突厥的古戈尔人（Gogels）有相同的祖先，他们的姓氏来自楚瓦什语“gögül”——一种草原上的鸟类（果戈理一些类似鸟类的外貌特征广为人知，尤其是他的鹰钩鼻）。最后一类是将姓氏改为更接近突厥语发音的俄罗斯家族，他们更改姓氏的原因要么是与鞑靼人通婚，要么是在东部购买了田产，为的是和当地部落更好地相处。例如俄罗斯的韦利亚米诺夫氏，就将他们的姓氏改为突厥语“Aksak”（来自“aqsaq”一词，意为“瘸子”），以便于他们从奥伦堡附近的巴什基尔人手中购买大量的草场：斯拉夫人中最伟大的家族阿克萨科夫就这样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