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念兹在兹的就是要创造一种新人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相信人类的天性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而可以用一场针对人们生活方式的革命加以改变。列宁深受生理学家伊凡·谢切诺夫思想的影响，后者认为大脑是一部会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的机电设备。谢切诺夫的唯物主义思想启发了I. P. 巴甫洛夫对大脑条件反射的研究（尤其是狗的大脑）。虽然巴甫洛夫以反苏维埃的观点知名，苏联政府还是对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支持。这就是科学与社会主义的交汇处。列宁称巴甫洛夫的研究“对我们的革命有极大的重要性”。

就像所有伟大的俄国诗人，阿赫玛托娃感到成为祖国“记忆的声音”是一种道德义务。但是她的责任感超越了民族立场，作为一个基督徒，她有着留在俄国与人民共同经受苦难命运的感情冲动。和很多她那一代的诗人一样，她将苦难命运视为对原罪的惩罚，相信她是受召来用吟诵诗歌救赎俄国的过犯（或罪）。阿赫玛托娃是一位有救赎情怀的诗人。楚科夫斯基说她是“最后一位伟大的东正教诗人”。为俄国的苦难而牺牲的主题贯穿她的著作。

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一场反对一切特权的战争，但是要论俄国革命实际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作用——半文盲的大众对他的著作所知甚少——要远小于平等主义的习俗和农民对乌托邦的呼唤。早在马克思写下这些理念之前，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就贯穿着它们：多余的财富是不道德的，所有财产都是偷窃得来，以及体力劳动是价值唯一真正的来源。在俄国农民的头脑中有着基督教尚贫的美德观念，而布尔什维克给自己的报纸起名为“贫农报”正是机智地利用了这个事实。这种对真理（pravda），对真相与正义的追求，赋予了这场革命在大众认知中半宗教的地位：对私有财产的宣战是通往地上天国的炼狱之路。
通过给这场革命披上制度形式的外衣，布尔什维克得以调动广大贫民身上极为强大的革命力量。这些贫民是很乐于看到富人和强者被毁灭的，不管这是否会让他们自己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他们允许赤卫军和其他自封的武装工人团体劫掠“富人”的住所、没收其财产。他们把有闲阶级驱赶去做诸如扫雪和扫垃圾这样的工作。阿赫玛托娃被迫清理喷泉宫周围的街道。房屋委员会（一般由前守门人和家仆组成）接到命令，将城里的穷人迁入之前特权精英的住所中。喷泉宫等宫殿被分隔成了公寓单元。在夺取政权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就发起了一场群众运动，鼓励工人和农民向革命法院和当地的契卡（Cheka），也就是政治警察告发自己的邻居。几乎任何事情都能被认为是“反革命”——隐藏财产、上工迟到、醉酒或流氓行为，于是监狱不久便人满为患。大多数在布尔什维克政权早期被契卡逮捕的人都是被邻居告发，而且经常是公报私仇。在群众运动的气氛中，没有任何私人空间不被触及。人们生活在不断的审查中，一直被房屋委员会监视，还要随时为被捕担惊受怕。这可不是抒情诗的时代。

二月革命扫除的不仅仅是俄国君主制，更是一整个文明。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等自由主义者和温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临时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直领导着国家，之后选举产生了立宪会议。他们都假定革命能够被限制在政治领域之内。但几乎在一夜之间，所有的权力机构及权威都土崩瓦解——教会、法律、领地上的乡绅、军队里的军官、下对上的尊重和服从——全国唯一真正的权力都转移到地方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也就是苏维埃）的手中。正是以它的名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通过结束战争、割地赔款并与德国达成和议来巩固政权。《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于1918年3月签署，波兰、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大部在德国保护下取得名义上的独立，俄国于是损失了帝制时代三分之一的耕地和超过一半的工业基地。作为一个欧洲国家，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被削减到仅与17世纪俄罗斯相当的程度。利用沙皇军队的残部，布尔什维克建起了红军，在1918—1921年的内战中与白军（保皇党、民主派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者的大杂烩）和支持白军的外国干涉军（来自英国、法国、日本、美国和其他10多个欧洲国家）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