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正追求“对等关系”,女人不会以年长、高个、地位学历高的男人为理想吧。“我只能爱让我尊敬的男人”,仅仅表明女人想从属于男人的欲望;“只有年轻可爱的女孩子才能让我发情”,这种男人不过是在自白,只有面对能控制于掌心之中的“支配与拥有的对象”,才能产生性欲。

我在《发情装置色情的脚本》一书中写过,色情是被文化和历史的条件所规定的。“女人的脖颈很性感”,“女人的腿弯让人心跳”之类,不过是身体在描摹文化在身体中刻下的印迹而已。正因为色情是文化的“发情装置”，所以才需要知性和教养。

米歇尔·福柯在《性史》一书中,列举了四项近代之后的“性欲望的装置”,如下 ：
一、儿童的性的教育化( pedagogization of children's sex)
二、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 hysterization of womens bodies)
三、性欲倒错的精神病理化( psychiatrization of
perversive pleasure)
四、生殖行为的社会化( socialization of procreative behavior）

让我们按顺序来看。“儿童的性的教育化”,指儿童的性成为管理对象,尤其指对手淫行为的禁止成为儿童教育规训的一项内容。“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指女性的身体被视为性身体,对性欲的压抑被视为导致“神经病女人”的原因。“性欲倒错的精神病理化”,指除异性间性器官接触以外的多种性爱方式被视为错乱反常的快乐,通过精神病理学将之视为异常。性欲倒错,包括同性恋在内,同性恋在中世纪被视为道德上的越轨行为,但进入近代以后,被视为精神医学上的病理现象,成为治疗矫正的对象。

“生殖行为的社会化”,指夫妻关系以异性恋配偶为正统,作为生殖单位被置于社会的管理控制之下。经由这四项对“性”的管理,达到社会对个人“生命”的管理,“生命权力”(bio- power)由此形成。上述历史变化,导致四类人群成为控制管理的对象:“手淫的儿童”、“歇斯底里的女人”、“反常性欲者”“马尔萨斯主义
〔生育控制之意—译者〕的夫妻”。

厌女症之于女人即为自我厌恶,但女人也有可能不将厌女症作为自我厌恶来体验,其方式就是把自己当作女人中的例外”,将除自己以外的女人“他者化”,从而把厌女症转嫁出去。为此,有两种策略。一种是成为特权精英女人,被男人当作“名誉男人”来对待,即成为“女强人”的策略。另一种是自动退出“女人”的范畴,从而逃脱被估价的女人身份,即丑女”策略。或许可说,前一种是“往上走”的策略,后一种是“往下退”的策略。

中村乌萨吉在《“我”之病》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谈“东电女职员之病”。其中有一句,“不能刺激我的欲望的女人,没有存在的价值。”这句话把男人对女人的“性的认可”,表达得简要精到,无懈可击。

“不可爱的女人不是女人”,“丑女不是女人”,“平胸的女
人不是女人”,“绝经的女人不是女人”……这种句式,可以无限地写下去,无论代入什么词,最终都能归于一个简要的命题:“不能刺激男人欲望的女人不是女人”。

则单纯之至的命题为：“女人的存在价值,就是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由此看来,小仓千加子在《性的心理学》一书中对女人“思春期”所下的定义,堪称名言。

她说,所谓“思春期”便是“意识到自己身体并非自身之物而是被他人观看成为他人快乐道具的时期。”成为男人的欲望对象时,女人就“成为女人”。与年龄无关。当不再是男人的欲望对象,女人就“不是女人”了。这个命题的过于直白易懂,几乎令我晕倒。

我一直无法忘记一位有过少女期卖娼经历的女性的话。受到养父的性侵犯后被强迫卖娼的她,断然地说,“从男人那里拿钱,就是为了让他明白,你可以任意摆弄我的身体的,只是在付了钱的这点儿时间之内。”这位女性通过拿钱的行为宣告,自己的身体除了自己以外决不属于任何他人。这个动机,与所谓的“性的认可”完全无缘。

名流富人们或者叫高级应召女郎,或者用钱买女模特女艺人。如果我们把这种行为视作他们给自己性欲所标的价,就很好理解了。他们通过显示(自己说给自己听)我只对带有附加价值的女人发情”,来向自己(和其他男人)证明,自己的性欲与那些“不花钱的性欲”不一样(自己的性欲才是高级的)。

女人那边就更好理解了。想把自己高价出售,不管是终身契约还是一次性消费,性质一样。想嫁名流富人的女人高估了“男人赋予给女人的价值”。正因为她们高估了,所以即使遇到家庭暴力,也不会从那个位置上退下来。她们害怕一旦退出那个位置,自己就什么也不是。

桐野的前著《OUT》,描写几位钟点工主妇杀人分尸的过程,带给人强烈的冲击。可是,这部试图重现东电女职员事件的作品,却很难说是成功的。在我看来,用“恶魔般的美貌”这种修辞来形容登场人物的容貌,作为小说就已经失败了。不仅如此,每个登场角色都如同电子游戏中的人物,全按作者给定的初期条件展开行动,完全不出预料。这种写法,应称为寓言,作为小说则魅力大减。所以,虽然《异常》确为一部长篇力作,但我却有期待落空之感。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书中不时可见一些直接的标语口号式的语句,从中传达出作者的本意。或许,这部作品可称为一种“思辨小说”,但假如那样,实在没必要让人去读那么长的故事。

“变装皇后”是一种男同性恋的女装策略,他们表演过度的、引人发笑的女人味,使性别的虚构性成为笑料。中村亦如此。她通过过度追求“女性分数”而使自己成为滑稽角色。通过这种表演,她彻底地揭露了“女人”性别的虚构性,顺便也彻底地嘲弄了对这种虚构如自动机器一般发情的男人的欲望。当有人奉承“你真漂亮”,中村回答:“对,因为整过容。听她这么说,一般人都会后退三分。

由此可知,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是由对同性恋憎恶来维系的。而确认男人的主体性的机制,则是将女人客体化通过一致将女人作为性的客体,使性的主体者之间的相互认可和团结得以成立。“拥有(至少一个)女人”,就是成为性的主体的条件。

“拥有”一词很确切。“像个男人”的证明,就是把一个女人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连让老婆听话都做不到,还算什么男人!”这种判断标准至今仍然有效。所以,厌女症就是绝不将女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性主体,而是将女人客体化、他者化,更直接地说,就是歧视、蔑视。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建立在厌女症的基础上,由同性恋憎恶来维系。这就是塞吉维克教给我们的精彩的理论。

上述理论术语,可以换成更易懂的口语化表达,即,相互承认对方为男人的人们之间的团结,是通过将没能成为男人的人和女人排除在外加以歧视而成立的。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不但要歧视女人,还需要严格管理与同性恋的分界线,并不断地将之排除在外。

这反过来证明,男人这个东西,是建立在多么脆弱的基础之上。

精神科医生斋藤环在《家庭的痕迹》2006一书中有对酒井顺子的《败犬的远吠》的评论。他“诊断”道,酒井将结婚(=被男人选上)这种男人的价值观置于最上位,表明“败犬”终归为一种羡慕男人(弗洛伊德的用语即“羡慕阳具”)的症候。

我在对斋藤那本书的书评里反驳了他。“败犬”一词显然是一种自嘲。在同龄人口中,“雄败犬”比“雌败犬”数量更多,他们却保持沉默和不在场,不来参与这个“败犬争论”这个事实表明,他们才是把结婚这个男人的价值观给内在化了,因此,他们才是真正的“败犬症候”。因为,通过结婚选个女人、将一个女人占为己有,是男性世界中“男人气”的证明,至少迄今为止是如此。

学业分数、女性分数、被女人接受的分数,三者的关系是扭曲的。女人的世界被这数种尺度分离隔断了。正因为如此,女人不会去建立一个像男人那样的、可用一元价值尺度测量的同性社会性的世界,也建立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