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性现象具有多面性，从暴力、施虐到爱恋、亲密，跨度很大。因此，在性现象中，不存在“本质”。也就是说，“性本来是具有攻击性的”，“性（应该）是亲密情感的表达”，均仅为一种规范命题。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与性优先地结合的某一特定物的可能性，即，什么东西最容易与性合为一体。我受福柯启示而使用的“权力的色情化”这一用语，则指在近代社会中，色情与不对称的社会性别关系即权力关系相结合的现象。“社会性别”(gender)为一种表示权力关系的用语，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

女作家描写的女人，在急速地发生着变化。不但如此，男作家如星野智幸，也在小说《彩虹与黑衣的故事》〔2006〕中，描写了虹子与黑衣两个少女的友情，十分清冽。喜欢足球的两个少女一边踢着球一边逃，这部“公路小说”，仿佛“穿裙子的少年”的故事。少年之间能成立的友情，少女之间也能成立，我们知道那不是童话，是有现实感的。

我一直无法忘记一位有过少女期卖娼经历的女性的话。受到养父的性侵后被强迫卖娼的她断然地说：“从男人那里拿钱，就是为了让他明白，你可以任意摆弄我的身体的，只是在付了钱的这点时间之内。”这位女性通过拿钱的行为宣告，自己的身体除了自己以外绝不属于任何他人。这个动机，与所谓的“性的认可”完全无缘。

丢掉东电女职员的假面变身而为“夜鹰”（指娼妓——译者）的A子，让我想起坂口安吾在《堕落论》里的一段活：“人应该在正确地堕落的道路上彻底地堕落。……必须堕落到底，从而发现自己、拯救自己。”我竟有些感动了。（中略）她的堕落之路大笔直太专一，那种怪物般的纯粹，甚至闪烁着神圣的光彩，我的心为之难以形容地颤抖起来。

原注5 见与NPO法人“独特唯一的脸协会”会长石井政之的对谈《不能接受自己的脸！》〔2004〕。石井因患先天性皮肤疾病，半个脸部为红痣覆盖，他称之为“独特唯一的脸”。在这个对谈中，石井表达的是，将并非由自己选择的容貌作为自身的一部分来接受；与之相对，中村提示了通过由整容得到的脸将自己解放出来的方向。两者形成鲜明对照。

原注6 “腐女”，对应于“宅男”，包括喜欢男性同性恋漫画的“Yaoi”(やおい)、“BL”(boy's love)以及“角色扮演”(Cosplay)等类型，共同特点是对二维空间的男子发情，“腐女”是她们带有自嘲语气的自称。

社会心理学家埃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早已指出过这个问题，他把这种机制称为“自我身份确认的否定性形成”。他注意到，在青春期少女的“自我身份认同扩散综合症”中，可以看到她们带着绝望感的尝试，有的少女走向卖淫，通过越轨行为来惩罚“什么也不是的自己”，从而确认“还是点儿什么的自己”。他还注意到，这些少女大多出身于牧师、教师类家庭，父亲有权威性和压制倾向。在父亲面前弱小无力的她们，通过自伤自罚向父亲复仇。
我们可以发现，埃里克森指出的事实，与清水千奈美在《不能告诉父亲的事》〔1997，2000〕一书中揭示的现象很相符。清水从她的信息提供者的报告中发现，在思春期由于父亲的性接近而留下不快记忆的女儿中，父亲职业为公务员的比例尤其显著。公务员的职业既带有权威性和压制倾向，同时又是谨小慎微而伪善的。他们对女儿的性接近，也是因为除女儿外没有其他可以接近的对象。

塞吉维克还指出,由于同性社会性欲望和同性恋欲望本来难以区别,所以对同性恋的排除便更加残酷。要否定自身本来有的东西,比起排除完全异质的东西,其行为不得不更为激烈。正因为如此,“那家伙是个同性恋”就意味着丧失在男性集团中的成员资格,成为男人之间最大的辱骂。将不具有男人价值的男人从男人集团中驱逐出去时,使用的表达为同性恋”,即“像女人的男人”,这个女性化的比喻极具象征意义。男人对潜伏在自己集团中的“同性恋”的恐惧,也就是对自己也许会被当作性的客体,即丧失主体地位的恐惧。所以,男性集团中对同性恋的搜索非常严厉。这就是“同性恋憎恶”(亦称“恐同”译者)。为保证男人集团的同质性，即保证每个成员皆为性的主体,这是必不可少的。

对近代日本的男性文学,就有一个这么来读的文学研究者——水田宗子。她在《逃往女人与逃离女人》一文中写道：
说男作家没有理解女性、没有写出真实的女性、没有把女性作为一个人来写,这种指责本身是正确的,可是,作为对男作家的批判,则不中要害。(略)我们应该做的是,通过批判性的分析,揭示出男作家在编织男人内心世界时所抱有的“关于女人的梦想”的构造。男作家们随心所欲地在女人身上寄托梦想,随心所欲地解释女人,正是他们所描写的梦想中的女人与真实的女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才使男人的内心风景更为绚丽多彩。

在性别二元制的性别秩序里,深植于核心位置的,便是厌女症。在这个秩序之下,无论男人女人,无人能逃离厌女症的笼罩。厌女症弥漫在这个秩序体制之中,如同物体的重力一般,因为太理所当然而使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那么, misogyny还有个更好懂的译法“女性蔑视”。他们只把女人视为泄欲道具,无论哪个女人,只要具有裸体、迷你裙等“女性符号”,就能让他们发生反应,像巴甫洛夫那条听见铃声便流口水的狗,实在可惊可叹。如果男人身体中不具备这个机制,性产业就不会成立。

如果真正追求“对等关系”,女人不会以年长、高个、地位学历高的男人为理想吧。“我只能爱让我尊敬的男人”,仅仅表明女人想从属于男人的欲望;“只有年轻可爱的女孩子才能让我发情”,这种男人不过是在自白,只有面对能控制于掌心之中的“支配与拥有的对象”,才能产生性欲。

我在《发情装置色情的脚本》一书中写过,色情是被文化和历史的条件所规定的。“女人的脖颈很性感”,“女人的腿弯让人心跳”之类,不过是身体在描摹文化在身体中刻下的印迹而已。正因为色情是文化的“发情装置”，所以才需要知性和教养。

米歇尔·福柯在《性史》一书中,列举了四项近代之后的“性欲望的装置”,如下 ：
一、儿童的性的教育化( pedagogization of children's sex)
二、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 hysterization of womens bodies)
三、性欲倒错的精神病理化( psychiatrization of
perversive pleasure)
四、生殖行为的社会化( socialization of procreative behavior）

让我们按顺序来看。“儿童的性的教育化”,指儿童的性成为管理对象,尤其指对手淫行为的禁止成为儿童教育规训的一项内容。“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指女性的身体被视为性身体,对性欲的压抑被视为导致“神经病女人”的原因。“性欲倒错的精神病理化”,指除异性间性器官接触以外的多种性爱方式被视为错乱反常的快乐,通过精神病理学将之视为异常。性欲倒错,包括同性恋在内,同性恋在中世纪被视为道德上的越轨行为,但进入近代以后,被视为精神医学上的病理现象,成为治疗矫正的对象。

“生殖行为的社会化”,指夫妻关系以异性恋配偶为正统,作为生殖单位被置于社会的管理控制之下。经由这四项对“性”的管理,达到社会对个人“生命”的管理,“生命权力”(bio- power)由此形成。上述历史变化,导致四类人群成为控制管理的对象:“手淫的儿童”、“歇斯底里的女人”、“反常性欲者”“马尔萨斯主义
〔生育控制之意—译者〕的夫妻”。

厌女症之于女人即为自我厌恶,但女人也有可能不将厌女症作为自我厌恶来体验,其方式就是把自己当作女人中的例外”,将除自己以外的女人“他者化”,从而把厌女症转嫁出去。为此,有两种策略。一种是成为特权精英女人,被男人当作“名誉男人”来对待,即成为“女强人”的策略。另一种是自动退出“女人”的范畴,从而逃脱被估价的女人身份,即丑女”策略。或许可说,前一种是“往上走”的策略,后一种是“往下退”的策略。

中村乌萨吉在《“我”之病》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谈“东电女职员之病”。其中有一句,“不能刺激我的欲望的女人,没有存在的价值。”这句话把男人对女人的“性的认可”,表达得简要精到,无懈可击。

“不可爱的女人不是女人”,“丑女不是女人”,“平胸的女
人不是女人”,“绝经的女人不是女人”……这种句式,可以无限地写下去,无论代入什么词,最终都能归于一个简要的命题:“不能刺激男人欲望的女人不是女人”。

则单纯之至的命题为：“女人的存在价值,就是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由此看来,小仓千加子在《性的心理学》一书中对女人“思春期”所下的定义,堪称名言。

她说,所谓“思春期”便是“意识到自己身体并非自身之物而是被他人观看成为他人快乐道具的时期。”成为男人的欲望对象时,女人就“成为女人”。与年龄无关。当不再是男人的欲望对象,女人就“不是女人”了。这个命题的过于直白易懂,几乎令我晕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