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特克海默发现，IQ的遗传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地位。在由350对双胞胎组成的样本中，有一些人曾在极端穷困的环境中长大，最富有的双胞胎和最贫穷的双胞胎之间体现出一种明显的差异。在最贫穷的孩子们之间，个人的IQ分数体现的可变度几乎可完全归因于他们共享的环境，而不是基因类型。在富裕的家庭里，事实恰恰相反。换句话说，每年只有几千块钱的生活会严重降低你的智力。但是，每年有4万美元或40万美元的生活，则不会造成人们的智力产生多少差别。
这个发现具有显著的政策意义。它暗示，比起减少中产阶级中的不平等，健全穷困人口的安全保障网更有助于实现全社会的机会均等。它也强有力地证实了我之前提及的一点：即使个人成就的相对差异可以完全解释为基因的作用，这也不代表环境就不重要。在大多数样本中，你之所以发现基因有强烈的影响，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非常幸福、相互关心、富裕满足的家庭里。如果没有这些，那基因也无能为力。

由于地理位置、阶层或金钱等偶然因素，大多数学校的学生都有相似的背景。也就是说，学校提供给学生的是相似的教育。由此可见，环境影响造成的差异降到最小化，学校在不知不觉中将遗传的作用提到最大化，得高分学生和得低分学生之间的差异一定归因于基因，因为只剩下它能带来改变。这再一次说明，遗传度测量的是什么在变化，而不是什么在决定。
同样，在一个真正实行精英统治的社会中，所有人有着均等的机会，接受同样的训练，那些最优秀的运动员通常有最好的基因。运动能力的遗传度接近于100%。在一个与之相反的社会中，只有少数有权势的人才能有充足的食物，有机会参与训练，那么背景和机会将决定谁可以赢得比赛。在这种情况下，遗传度为零。因此，这又造成了一个悖论。我们越是让社会平等，遗传度就越高，基因体现的作用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