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特克海默发现，IQ的遗传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地位。在由350对双胞胎组成的样本中，有一些人曾在极端穷困的环境中长大，最富有的双胞胎和最贫穷的双胞胎之间体现出一种明显的差异。在最贫穷的孩子们之间，个人的IQ分数体现的可变度几乎可完全归因于他们共享的环境，而不是基因类型。在富裕的家庭里，事实恰恰相反。换句话说，每年只有几千块钱的生活会严重降低你的智力。但是，每年有4万美元或40万美元的生活，则不会造成人们的智力产生多少差别。
这个发现具有显著的政策意义。它暗示，比起减少中产阶级中的不平等，健全穷困人口的安全保障网更有助于实现全社会的机会均等。它也强有力地证实了我之前提及的一点：即使个人成就的相对差异可以完全解释为基因的作用，这也不代表环境就不重要。在大多数样本中，你之所以发现基因有强烈的影响，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非常幸福、相互关心、富裕满足的家庭里。如果没有这些，那基因也无能为力。

由于地理位置、阶层或金钱等偶然因素，大多数学校的学生都有相似的背景。也就是说，学校提供给学生的是相似的教育。由此可见，环境影响造成的差异降到最小化，学校在不知不觉中将遗传的作用提到最大化，得高分学生和得低分学生之间的差异一定归因于基因，因为只剩下它能带来改变。这再一次说明，遗传度测量的是什么在变化，而不是什么在决定。
同样，在一个真正实行精英统治的社会中，所有人有着均等的机会，接受同样的训练，那些最优秀的运动员通常有最好的基因。运动能力的遗传度接近于100%。在一个与之相反的社会中，只有少数有权势的人才能有充足的食物，有机会参与训练，那么背景和机会将决定谁可以赢得比赛。在这种情况下，遗传度为零。因此，这又造成了一个悖论。我们越是让社会平等，遗传度就越高，基因体现的作用就越大。

心智由一系列适应过去环境的包括特定内容并可处理信息的模块所构成。先天论又回归了。
这就到了人们有时说的认知革命的最高点。尽管如今人们将这归功于那位悲剧式天才艾伦·图灵（Alan Turing），他给出非同凡响的数学理据，提出推理可以是机械式的，它其实是一种计算形式；但是，认知革命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于诺姆·乔姆斯基。乔姆斯基提出人类语言具有普遍性，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一致的。另外，从逻辑上看，孩子也不可能仅仅从自己获得的为数不多的例子中就能迅速习得语言规则。因而，这说明语言一定具有某种天生之处。后来，史蒂文·品克（Steven Pinker）解析了人类的“语言本能”，认为它带有一把瑞士军刀所能呈现出的全部特点，其结构的设计是为功能而服务。他还补充说明，心智所配备的，不是天生的信息，而是天生的信息处理方式

西蒙·巴伦-科恩和阿伦·莱斯利一起开创了一个新理论，认为患有自闭症的男孩难以推测他人的心智，不过他现在更偏向于将其表达为缺乏“移情”。严重的自闭症患者还有其他一些特征，包括语言使用的困难；但是，自闭症有一种更“纯粹”及程度稍弱的形式，即艾斯伯格症候群，它的症状主要体现于患者难以移情、理解他人的想法。一直以来，男孩就没有女孩善于移情，也许自闭症就是男性大脑中的一个极端走向。于是，巴伦-科恩的兴趣又转向出生前睾酮浓度与眼神交流的逆相关关系，由高浓度睾酮引起的大脑男性化在自闭症患者这里“走过头了”。
有趣的是，患有艾斯伯格症候群的孩子在大众物理学领域常常表现得比正常孩子要好。他们不仅迷上一切和机械相关的东西，从电灯开关到飞机；还大致会以机械式思维来看待世界，想要理解人类和事物的运作方式。他们常常会过早地成为事实性知识和数学方面的专家。他们的父亲和祖父从事工程学的概率，也比正常孩子大两倍。

“斯维特拉娜·拉契马雅曾拍摄过29个女孩和41个男孩在他们一周岁时的情况，分析这些孩子注视母亲脸的频率。和预期估计的一样，相比男孩，女孩和母亲有着更多的眼神交流。接着，拉契马雅回头测查这些孩子在妊娠期前三个月子宫里睾酮的浓度。这个测查可以进行，是因为每个孩子的母亲都曾做过羊膜穿刺，她们的羊水样本也被保存下来。她发现男性胎儿的睾酮浓度普遍比女性胎儿的更高。在那些一周岁男孩中，还有这样的相关性：胎儿时期的睾酮浓度越高，他们一周岁时和母亲的眼神交流就越少。
之后，巴伦-科恩又让另一个学生詹妮弗·康奈兰追踪更早的情况，也就是生命的形成之初。她给102个刚出生1天的婴儿看两样东西：她自己的脸，和一个形状大小接近人脸的物理机械活动物体。结果是，男婴稍稍更偏爱看活动物体，而女婴稍稍更偏爱看人脸。

大多数被改造成女孩的男孩都在其青少年时期宣告要做男孩。最近一项研究表明，那些生来就生殖器性别不清但逃过手术的人，相比于那些童年时期经受手术的人，所患的心理疾病要更少。大部分曾被转为女孩的男性，最终都提出要重新按照男性那样生活。
借用威廉·詹姆斯的话来说，性别角色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自发、盲目、无师自通的。子宫内的激素激发了男性化，这些激素源于婴儿体内，受到一系列事件的触发，这些事件都开始于Y染色体上一个单基因的表达。许多物种允许环境决定性别。例如鳄鱼和乌龟，性别是由孵化蛋时的温度决定的。但这其中也有基因的影响，温度激发了决定性别的基因表达。性别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环境，而整个机制却由基因决定。基因既是结果，也是原因。

荷兰动物行为学家尼科尔·廷伯根（Niko Tinbergen）在对本能的研究中提出，固定的、天生的本能表达必须要借助一个外界的刺激得以触发…………
廷伯根进一步论述，这些“天生的释放机制”在其他物种体内也可以触发本能的表达，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银鸥。银鸥的嘴是黄色的，嘴尖端有个明亮的红色斑点。幼小的银鸥在求食时会啄成年银鸥嘴上的红点。通过给新出生的银鸥展示一系列模型，廷伯根证实红点可以有力地触发求食行为。这个点越红，触发力就越大。鸟嘴和头的颜色一点也不重要。只要这个模型在形似嘴的尖端有一个颜色反差很大的点，最好是红色，它就会吸引幼小的银鸥来啄。用现在的行话来解释，科学家会说，年幼银鸥的本能和成年银鸥嘴上的红点在“共同进化”。如同被设计的一样，外界的一个物体或事件可以触发一种本能。先天和后天共同在起作用。

在另一个实验中，通过运用一种特别改造过的病毒，他们启动了田鼠大脑中腹侧苍白球的后叶加压素基因表达。腹侧苍白球在大脑做出回应时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先暂停一下，来来回回思考几遍，看看如今的科学家们都能做到什么。他们可以运用病毒来将啮齿目动物脑部的某种基因量调高，这样的实验在10年以前都是无法想象的。）启动基因表达的结果就是“形成了择偶偏好”，戏谑式的说法便是“让它们恋爱了”。他们推断出，要让雄性田鼠对伴侣保持忠诚度，它脑部的腹侧苍白球就得既有后叶催产素受体，也有后叶加压素受体。既然交配时会释放后叶催产素和后叶加压素，那草原田鼠会和它交配过的任何一只田鼠形成配对关系；后叶催产素帮助它们记忆，后叶加压素则负责回应。与之不同，山地田鼠不会有同样的反应，因为它在脑部那个区域里缺乏感知激素存在的受体。雌性山地田鼠在生殖后才会表达这样的受体，因此它们会善待自己的幼子，当然也是在短时间内。

人类化石记录表明，在过去的15000年里，人类大脑尺寸陡降，部分程度上反映了人类身体的尺寸也在逐渐缩小，与之相伴随的是人类密集化和文明化的到来。此前的几百万年里，人类大脑尺寸一直维持着多多少少的增长趋势。在中石器时代（大约5万年以前），女性大脑容量约为1468立方厘米，男性大脑容量约为1567立方厘米。如今，数字已分别降至1210立方厘米和1248立方厘米。尽管考虑到人类体重的减轻，这个下降也颇为惊人。也许人类这个物种也在那些年间遭受了驯化。如果这是真的，那是以怎样的方式呢？理查德·兰厄姆认为，人类一旦稳定之后，生活在永久的居住地，就不会再忍受任何反社会的行为，他们会驱逐、囚禁甚至处死其他难以应付的人。在过去的新几内亚岛，超过1/10的男性死亡都是由于巫师的处死令。（这些巫师大多是男性）这意味着，处死的那些人更具攻击性和更易冲动，换言之也就是脑部发育更成熟以及脑容量更大的人。

年幼的动物未显示出害怕或攻击的性格，这些特性主要在大脑底部的边缘系统中发育得最晚。因此，若想让动物进化为一个友好或温顺的品种，最有可能的方式就是提早停止其大脑发育。因此，它们有着更小的头脑，以及较小的13区，这是边缘系统中更晚发育的部分，它的功能是促进产生成年动物的一些情感反应，诸如恐惧、攻击性等。

就像同源基因表现出的那样，DNA的启动子在第四维度表达自己：时间即是一切。黑猩猩的脑袋和人的不同，并不是因为构建二者的蓝图不同，而是因为黑猩猩长下颌的时间比人长，长头盖骨的时间比人短。差异完全在于时间的长短。
将狼驯化成狗的过程也体现了启动子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遗传学家德米特里·别里亚耶夫（Dmitri Belyaev）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新西伯利亚市附近经营一个很大的毛皮动物农场。他决定培育较为温顺的狐狸品种，因为无论农场里的这些狐狸被照料得多好，也无论它们已被圈养了多少代，它们都是胆小、害羞且神经质的动物。（想必这是有原因的）因此，别里亚耶夫开始挑选一些不排斥和人相对近距离接触的种狐。经过25代以后，他的确培育出了一些更为温顺的狐狸，它们愿意自发地接近他，而不是跑开。但这种狐狸不仅在行为上和狗相似，看起来也和狗差不多。它们的皮毛是杂色的，像柯利牧羊犬；尾巴在尾部上卷；雌性一年发情两次；耳朵松弛下垂；鼻部比野狐的稍短，头部也比野狐的稍小。令人惊奇的是，别里亚耶夫偶然间获得的温顺狐狸的特征，和最初的狼类驯化者所掌握的一样。

即使动物身体结构形成过程中想要出现重大转变，也根本不需要出现新的基因，就如同创作一本书无须发明新的字母一样。（除非你是乔伊斯）你只需以不同的模式开启或关闭已有的基因。我们忽然意识到，这样的机制可以将很小的基因差异发展为或大或小的演化改变。你仅仅需要调整启动子的序列，或增添一个启动子，就可以改变基因表达。而且如果这个基因控制一个转录因子的编码，那么该基因表达又会影响其他的基因表达。启动子中的一个微小变化会引起生物体的一连串差异。无须改变基因，这些变化也许就足以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物种。

植物中的基因多于动物体内的基因。植物并不是通过黏附新的启动子来重新利用同一个基因，而是复制整个基因，并在复制版的基因中改变启动子。

同源基因用于形成“转录因子”蛋白，它们的功能就是“打开”其他基因。一个转录因子是这样运作的，它将自身结合在DNA的一个特定区域里，即启动子。在蝇类和人类这样的生物中（除了细菌这类），启动子区域包括5个分散的DNA片段，通常位于基因的上游，偶尔位于基因下游。每一组这样的基因序列都会吸附一个不同的转录因子，后者再来启动（或阻碍）该基因的转录。在转录因子结合如启动子区域后，大多数基因才能被激活。每一个转录因子都是基因组里其他位置的另一个基因的产物。许多基因的功能就在于帮助打开或闭合其他基因。而且，一个基因是否易于开启或闭合，取决于这个启动子的敏感度。如果该启动子已经转换或改变了序列，那转录因子就会更容易发现启动子，该基因就会更加活跃。或者，如果这种转换让启动子吸附了起阻碍作用的转录因子，而非促进转录的因子，这个基因就不会那么活跃。

唾液酸是细胞外部的一种糖，就像是细胞表层生长出的一种花儿。它是会引发感染的病原体，包括肉毒中毒、疟疾、流感和霍乱等病毒攻击的首批目标之一。一般来说，缺乏某种唾液酸，会让我们多多少少比猿类更容易受到病毒侵害。（细胞表层的糖是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可有趣的是，Gc这种唾液酸几乎可发现于哺乳动物身体的各个部分，但除了大脑。瓦尔基所说的这种基因在哺乳动物大脑中处于闭合状态。哺乳动物的大脑若要正常运作，就得关闭这个基因，这一定有某些原因。瓦尔基像得到缪斯的启示一样，他灵感一现，推测也许200万年前，人类大脑加快扩容，有可能正是因为人类在进化中多走了一步，将体内的这个基因全部关闭。他承认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因为对此他并无证据；他正在探索一片全新的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