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是,经济条件富裕的女性还有其他途径来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也更容易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她们有充足、灵活的时间来推迟生育和结婚,好去追求自己的兴趣。而讽刺的是,她们所追求的兴趣，又会使她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近和她们有共同兴趣、有一定稳定性的潜在伴侣。特权就这样进行着自我复制:富裕的女性一直富裕的可能性会增加,她们中的很多人最终结婚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而她们的婚姻则会使她们的社会、经济和情感生活更上一层楼。
但是从批判的角度来看,虽然她们因为推迟结婚而收获益处,但是这些富有的女性既没有帮助女性从婚姻中解放出来,也没有提倡工作赚钱,这些其实都是贫困女性出于经济需要而产生的行为方式。在拥有更多权力的富有女性开始效仿之后,它们才被视为有益的,才被视为一种社会进步,一种运动,或至少是一种被美化的潮流。
但是在产生这些行为方式的贫困人群中,同样的改变却被解读为不幸,甚至病态,被认为是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是社区和家庭的威胁,是政府的负担。因此,我们除了解决低收入群体中单身女性和单身母亲所面临的贫困怪圈现象,还要去理解并承认,低收入群体中单身比率高并不是偶然现象,更重要的是,这一现象并不代表她们的思维或道德上存在问题。

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尽管贫穷会使单身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但它同样也会让有婚姻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以至于让人宁可选择单身。2000年到2012年期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已婚有子夫妇数量增长了近40%。在2014年出版的《失爱的劳工: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的沉浮》( Labor3 Love Los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king-Class Familyin americe)一书中,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 Andrew Cherlin)指出,从1980年到2012年,虽然双收入夫妻的收入中位数增长了近30%,但是单收入已婚家庭的收入中值却毫无增长。单靠婚姻并不能改善经济状况,要夫妻双方都赚钱才行。

显然,由政府来解决贫困问题,这对于想要结婚的人来说结婚是变得容易了,但是有些计划是为了强迫尚无条件缔结稳定婚姻的人去结婚,这样的计划就收效甚微了。政客们如果担忧结婚率下降,那么他们就应该提高福利,就是这么简单。要是担忧贫困率呢?还是提高福利。当“法律动量”的蒂姆·凯西被问到为解决贫困单身母亲的需求,政府需要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什么时,他说,“第一步:改革福利制度。第二步:改革福利制度。第三步:还是改革福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