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保护生育和节育的权利,普及性教育,这样女性就不会因为意外怀孕而被迫进入一段依赖性的关系当中。为此,我们必须废除阻止贫困女性获得合法堕胎权利的海德修正案,必须让各种经济状况的女性自己来掌握什么时候生育、是否生育,以及在什么状况下生育。
我们应该支持非传统类型的家庭结构,包括朋友、同居、单身人土、独居或合住,和伴侣共同抚养孩子或独自抚养子女。现在一些的家庭结构大大不同于我们过去的异性恋婚姻家庭单位,我们需要调整观念来适应这个新的社会常态。
我们必须改变对待工作、休闲和补偿规定的态度。美国日渐成为一片自由人民的土地,有时我们需要陪伴和关爱,有时候我们却更喜欢独处。我们不能再理所应当地认为,每个男人都有一个妻子无偿地照顾他的家庭和孩子,或每个妻子都有一个挣钱让她可以依靠的丈夫。我们需要缩短工作时间,为社会、情感、心理和家庭等各方面的健康发展留出更多的空间。

安妮塔·希尔在2013年告诉我说,单身女性数量的增长,真正令政客和社会害怕的是,如果女性在两性关系和职业上有了自主权就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女性的工作经验、工作时长”,以及女性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成年公民“对经济和文化政治的影响”。
“单身母亲不是妖怪,”希尔跟我说,“问题其实在于这个社会对有生育意愿的女性缺乏支持,顾虑一方面出自,如果我们承认女性可以单独要孩子,那么在政治层面上我们就要调整决策……并搞清楚这将会对经济和文化政治造成哪些影响。”
单身女性正在这个本不是为她们设计的世界里,逐渐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是一个新的共和国,有一群新的公民。如果我们想要繁荣壮大,就必须为自由女性提供发展空间,必须对那些建立在“女性只有
结婚才有价值”基础上的经济与社会体制做出调整。

姑且不论单身女性是否指望政府为她们提供“丈夫般的照顾”,白人已婚男性的确长久享受着政府“妻子般的照顾”—一国家和政府为他们的独立提供了各种支持。男性,尤其是富裕的白人已婚男性,长久以来都依赖政府的帮助。政府通过拨款、贷款、奖励刺激、税等手段帮助他们成家立业,使他们能够积累财富,为他们提供各种条件以便将财富传给下一代。建国之初政府就确立了白人男性的投票权和对政府的控制权,并一直保护着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政府还通过压制女性在经济上的发展,来保障男性的经济和职业前途:不给女性同等的经济和公民权益保护,使女性被迫依靠男性;将职业做性别划分,女性只能从事低报酬甚至无报酬的家政和幼教
工作。女性囿于家庭空间,进一步确保男性占领公共领域。

婚姻模式发生改变并造成生育延后,这使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晚婚晚育的风潮推动了高利润的生育技术领域的迅猛发展;还是生育技术的出现使女性生育的时限得以扩展,为女性创造了可以安心晚婚晩育的空间和希望?两项发展之间,我们很难界定谁影响了谁,但二者产生的实际作用却是分不开的。
如今那些推动妇女晚育的生育技术,它们本来并不是为了服务单身或晚婚晚恋的人群才发展起来的,但是它们出现的年代正值职业解放运动、政治解放运动和性解放运动的兴起,正是因为这些解放运动,我们今天的单身女性才能在迈入成年之际拥有丰富而充实的生活。

“仍有人这样认为,因为我们是合法的夫妻,他就是我生命中的最爱一我也是他生命中的最爱。”斯泰纳姆说,“这是对人类独特性多么大的误解。他以前有过两次婚姻,他有已经成年的孩子,他们都非常出色。我和别的男人也有过幸福的爱情,他们至今仍然是我的朋友,是我特别的家人。有些人终生只有一个伴侣,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止个—我们的每一段爱情都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独特的。”

“这世上你我认为完美无缺的那种人是有的,或许千人之中会有那么一个,”简·奥斯丁在写给她侄女的一封信中说,“这个人风度和气魄兼备,彬彬有礼又不失心智见识。但是这样的人未必就能让你遇见,就算让你遇见了,他也未必就是有钱人家的长子,你某位朋友的近亲,而且不一定和你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奥斯丁所理解的是,缘分不是找到合适的人,而是要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条件里遇见合适的人,而这才是困难所在。
随着女性自我供养能力的提高,我们的择偶标准相对应的水涨船高。事实上,如今的标准已经远远超过了奥斯丁的时代。在奥斯丁那个时代,结婚是女性唯一的选择,否则生活将会非常艰难。当代妇女或许更有可能拥有圆满的生活,即使她们恋爱心切,也要保护自己免受不良婚姻的伤害。

从200至2007年,盖洛普机构调查了136个国家,向人们提问,“昨天你有没有感受到很多的爱?”调查显示,丧偶和离异者是体验爱最少的群体。已婚的比单身的人感受到更多的爱,而同居的未婚伴侣甚至比已婚夫妇获得更多的爱。

然而,同性婚姻也有其进步的一面——事实上它有许多进步之处——当然,最重要的是,它对整个婚姻制度的权力结构进行了重新构架,使得社会性别机制失去作用,让这个制度再也无法以此为由行使压追女性的权力。

相比于这两个国家,北欧国家的结婚率并没有急剧下降,因为在北欧国家,社会政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更加平等,这些国家通过出台政策和进行文化调适,支持女性享有更大的自由。从1960年至2013年,芬兰的结婚率只从7.4下滑至4.6,瑞典则从6.7下降至54。这两个国家的女性初婚年龄中位数均在30岁以上,过去它们的结婚率低于意大利和德国,而现在却与它们持平,甚至超过了它们。
北欧国家不仅结婚率高于其他国家,双方互相有承诺的非婚关系也更加稳定,这说明进步的性别观念,可以提高人们从异性关系中得到的满足感和相互之间的责任感。在瑞典,同居伴侣的分手概率要低于美国,如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 Andrew Cherlin)指出,“孩子与未婚父母共同生活的瑞典家庭,相比于孩子与已婚父母共同生活的美国家庭,更不容易产生破裂的问题。”。艾米娜托·索乌回忆起她与一名瑞典男子的关系(那是她最认真的一段关系),“他竟然问我避孕需要多少钱,要和我分摊费用。”她说:“天哪,这就是平等国度里大的人！”

心理学家宝拉,卡普兰(Paua, Caplan)曾写过,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加上避孕药的发明,让女性“在性的方面得到了解放,但同时也让她们感到了不安的压迫”。一方面,“女性应该像男性一样享有自由的性爱,而且这样做的女性不应因此被鞭笞”。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革命性的。而另一方面,“女性们,甚至是每一个年轻的女性,都背负着更大的压力,因为许多男人会这样说:你又不会怀孕,你应该自由地享受性爱,因此你完全没有理由拒绝我。”避孕药的发明的确意味着更多的性,但是它也同样带来了一种新文化,它承载着世人的邪念,还把女性当作物件来看待,让女性——尤其是那些已经对男权产生怀疑的女性们——对剥削、虐待和受人贬低而感到恐惧。
一些激进的第二次浪潮女权主义者们注意到了这种焦虑,她们不仅反对婚姻内的性别压榨,同时还看到了这种所谓的性自由其实并不完善,它其实包含着物化女性与贬低女性的意味。那个时候并没有多少实例向人们证明,未婚女性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因此即使是那些反对婚姻最为激进的挑战者,也难以给单身女性的性行为正名。

一般而言,大多数年长的男性,他们都把单身者的性爱幻想成性的天堂,然而这种想法几乎没有考虑到女性对性的态度、对其失望的情绪——这种失望可以说是因性无能而产生的。而且,那些男人自然也没参透这个道理:那就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虽然性爱时不时让人激动、偶尔让人满足、多少也会令人失望,但是总归来说,它并不总是支撑我们生活下去的动力。即使是支持单身者性爱的著名女性作家坎迪丝·布什奈儿( Candance Bushnell),在她的专栏“欲望都市”中也率直地写道,性“是会惹人厌烦的,性是人填不满的欲望。最重要的是,性，仅仅关乎性。大多数时候,性是一种假象……或者纯粹是出于害怕自己孤独终老的恐惧。

不同的是,经济条件富裕的女性还有其他途径来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也更容易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她们有充足、灵活的时间来推迟生育和结婚,好去追求自己的兴趣。而讽刺的是,她们所追求的兴趣，又会使她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近和她们有共同兴趣、有一定稳定性的潜在伴侣。特权就这样进行着自我复制:富裕的女性一直富裕的可能性会增加,她们中的很多人最终结婚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而她们的婚姻则会使她们的社会、经济和情感生活更上一层楼。
但是从批判的角度来看,虽然她们因为推迟结婚而收获益处,但是这些富有的女性既没有帮助女性从婚姻中解放出来,也没有提倡工作赚钱,这些其实都是贫困女性出于经济需要而产生的行为方式。在拥有更多权力的富有女性开始效仿之后,它们才被视为有益的,才被视为一种社会进步,一种运动,或至少是一种被美化的潮流。
但是在产生这些行为方式的贫困人群中,同样的改变却被解读为不幸,甚至病态,被认为是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是社区和家庭的威胁,是政府的负担。因此,我们除了解决低收入群体中单身女性和单身母亲所面临的贫困怪圈现象,还要去理解并承认,低收入群体中单身比率高并不是偶然现象,更重要的是,这一现象并不代表她们的思维或道德上存在问题。

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尽管贫穷会使单身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但它同样也会让有婚姻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以至于让人宁可选择单身。2000年到2012年期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已婚有子夫妇数量增长了近40%。在2014年出版的《失爱的劳工: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的沉浮》( Labor3 Love Los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king-Class Familyin americe)一书中,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 Andrew Cherlin)指出,从1980年到2012年,虽然双收入夫妻的收入中位数增长了近30%,但是单收入已婚家庭的收入中值却毫无增长。单靠婚姻并不能改善经济状况,要夫妻双方都赚钱才行。

显然,由政府来解决贫困问题,这对于想要结婚的人来说结婚是变得容易了,但是有些计划是为了强迫尚无条件缔结稳定婚姻的人去结婚,这样的计划就收效甚微了。政客们如果担忧结婚率下降,那么他们就应该提高福利,就是这么简单。要是担忧贫困率呢?还是提高福利。当“法律动量”的蒂姆·凯西被问到为解决贫困单身母亲的需求,政府需要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什么时,他说,“第一步:改革福利制度。第二步:改革福利制度。第三步:还是改革福利制度"

另外还有一项更有力的证据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大卫·布鲁克斯还有他的保守派同盟、《纽约时报》的评论家罗斯·多赛特,她曾为女性“不再愿意抚养子女”的趋势扼腕叹息)这些人坚持认为女性的权力是在厨房里。“结婚了吗”的调查结果显示,男性结婚的早晚与薪酬水平之间的关系与女性完全相反的。不论受过大学教育与否,男性结婚越早,挣的钱就越多。因此传统的婚姻模式总是对男性有利,婚姻让他们掌握了家庭中的经济主导权,还让女性依附于他们。除此之外,男性赚得多,并不仅仅是结婚早的缘故,还因为他们在工作上能获得更好的晋升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