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宝拉,卡普兰(Paua, Caplan)曾写过,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加上避孕药的发明,让女性“在性的方面得到了解放,但同时也让她们感到了不安的压迫”。一方面,“女性应该像男性一样享有自由的性爱,而且这样做的女性不应因此被鞭笞”。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革命性的。而另一方面,“女性们,甚至是每一个年轻的女性,都背负着更大的压力,因为许多男人会这样说:你又不会怀孕,你应该自由地享受性爱,因此你完全没有理由拒绝我。”避孕药的发明的确意味着更多的性,但是它也同样带来了一种新文化,它承载着世人的邪念,还把女性当作物件来看待,让女性——尤其是那些已经对男权产生怀疑的女性们——对剥削、虐待和受人贬低而感到恐惧。
一些激进的第二次浪潮女权主义者们注意到了这种焦虑,她们不仅反对婚姻内的性别压榨,同时还看到了这种所谓的性自由其实并不完善,它其实包含着物化女性与贬低女性的意味。那个时候并没有多少实例向人们证明,未婚女性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因此即使是那些反对婚姻最为激进的挑战者,也难以给单身女性的性行为正名。

一般而言,大多数年长的男性,他们都把单身者的性爱幻想成性的天堂,然而这种想法几乎没有考虑到女性对性的态度、对其失望的情绪——这种失望可以说是因性无能而产生的。而且,那些男人自然也没参透这个道理:那就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虽然性爱时不时让人激动、偶尔让人满足、多少也会令人失望,但是总归来说,它并不总是支撑我们生活下去的动力。即使是支持单身者性爱的著名女性作家坎迪丝·布什奈儿( Candance Bushnell),在她的专栏“欲望都市”中也率直地写道,性“是会惹人厌烦的,性是人填不满的欲望。最重要的是,性，仅仅关乎性。大多数时候,性是一种假象……或者纯粹是出于害怕自己孤独终老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