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有人这样认为,因为我们是合法的夫妻,他就是我生命中的最爱一我也是他生命中的最爱。”斯泰纳姆说,“这是对人类独特性多么大的误解。他以前有过两次婚姻,他有已经成年的孩子,他们都非常出色。我和别的男人也有过幸福的爱情,他们至今仍然是我的朋友,是我特别的家人。有些人终生只有一个伴侣,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止个—我们的每一段爱情都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独特的。”

“这世上你我认为完美无缺的那种人是有的,或许千人之中会有那么一个,”简·奥斯丁在写给她侄女的一封信中说,“这个人风度和气魄兼备,彬彬有礼又不失心智见识。但是这样的人未必就能让你遇见,就算让你遇见了,他也未必就是有钱人家的长子,你某位朋友的近亲,而且不一定和你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奥斯丁所理解的是,缘分不是找到合适的人,而是要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条件里遇见合适的人,而这才是困难所在。
随着女性自我供养能力的提高,我们的择偶标准相对应的水涨船高。事实上,如今的标准已经远远超过了奥斯丁的时代。在奥斯丁那个时代,结婚是女性唯一的选择,否则生活将会非常艰难。当代妇女或许更有可能拥有圆满的生活,即使她们恋爱心切,也要保护自己免受不良婚姻的伤害。

从200至2007年,盖洛普机构调查了136个国家,向人们提问,“昨天你有没有感受到很多的爱?”调查显示,丧偶和离异者是体验爱最少的群体。已婚的比单身的人感受到更多的爱,而同居的未婚伴侣甚至比已婚夫妇获得更多的爱。

然而,同性婚姻也有其进步的一面——事实上它有许多进步之处——当然,最重要的是,它对整个婚姻制度的权力结构进行了重新构架,使得社会性别机制失去作用,让这个制度再也无法以此为由行使压追女性的权力。

相比于这两个国家,北欧国家的结婚率并没有急剧下降,因为在北欧国家,社会政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更加平等,这些国家通过出台政策和进行文化调适,支持女性享有更大的自由。从1960年至2013年,芬兰的结婚率只从7.4下滑至4.6,瑞典则从6.7下降至54。这两个国家的女性初婚年龄中位数均在30岁以上,过去它们的结婚率低于意大利和德国,而现在却与它们持平,甚至超过了它们。
北欧国家不仅结婚率高于其他国家,双方互相有承诺的非婚关系也更加稳定,这说明进步的性别观念,可以提高人们从异性关系中得到的满足感和相互之间的责任感。在瑞典,同居伴侣的分手概率要低于美国,如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 Andrew Cherlin)指出,“孩子与未婚父母共同生活的瑞典家庭,相比于孩子与已婚父母共同生活的美国家庭,更不容易产生破裂的问题。”。艾米娜托·索乌回忆起她与一名瑞典男子的关系(那是她最认真的一段关系),“他竟然问我避孕需要多少钱,要和我分摊费用。”她说:“天哪,这就是平等国度里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