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说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家中，凡是英美留学回来的就比较保守，凡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就比较激进，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为什么？因为他们出去留学都是二十世纪初，当时西方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成熟期，过了诸如“法国大革命”那样的造反岁月，出现了所谓“世纪末”情调，接下来就出现了现代派。所以，去欧美留学的人回来，不会那么激愤，觉得中国有的问题其实西方也有；而且，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有不少东西很美好，比如科举，比如诗词。所以这一派比较倾向于改良，比较珍视中国的传统。而日本正处在明治维新之后，正在激烈地拆掉传统，走向现代社会，试图“脱亚入欧”，而且走得比中国成功。在世界文化发展链条里，日本比西方晚了百年，又比中国早了几十年，它还处在对“现代性”的想象中，介于中国与西方的发展时序之间。因此，当时去日本留学的人，不管性格怎么样，郁达夫也好，鲁迅也好，都比较激进。而且，日本的环境也特别刺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在《新青年》以后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哪些流派？我们从“左”和“右”开始讲起。这两个概念，后来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中，变得十分混乱。法国大革命提倡自由、平等、博爱。最简单的理解，强调自由的就是右派，强调平等的就是左派，博爱的是中间派。具体在“五四”时期来讲，革命是“左”，比如陈独秀；改良是“右”，比如胡适。再具体来讲，这两派怎么看待中国老祖宗的东西？右派偏向于保存传统，左派偏向于反传统。最基本的定义是“自由”和“平等”，右派主张所有的人一起跑步，跑得远、跑得快的就拿得多，这样是公平的社会；左派主张不管你怎么跑，大家都要吃得差不多，这才是好的社会。一个是机会平等，一个是结果平等。在今天回过头来看，都是为中国好，为中国民众好，但主张是很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