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精神危机”总会治愈。精神危机——寻找自我、获得全新信仰的尝试。思考精神问题的人才有可能发生精神危机。灵魂渴求和谐，而生活并不和谐。这种矛盾是行动的动力，也是我们痛苦和希望的根源，是对我们的精神深度和精神潜能的肯定。

我知道，自己的责任在于促使人们思考其内心的秉性。这一重要而永恒的东西通常会被忽略，尽管人掌控着自己的命运，却总去追逐虚幻的东西。可人最终会发觉，一切都会归于人性最简单的组成因素，人的存在唯独可指望的也只有--爱的能力。这种能力会于每个人驾驶生活姿态的过程中在心田日益生长，赋予人生以意义。我的责任在于，让人在观看我的电影的同时，感受到自己需要爱，感受到美好的召唤。

为什么当代俄罗斯人会如此惧怕“精神危机”？

对我来说，“精神危机”总会治愈。精神危机--寻找自我、获得全新信仰的尝试。思考精神问题的人才有可能发生精神危机。灵魂渴求和谐，而生活并不和谐。这种矛盾是行动的动力，也是我们痛苦和希望的根源，是对我们的精神深度和精神潜能的肯定。

对我来说，我所有影片的重点在于建立联系的尝试，那些把人联系在一起的尝试（不是纯肉欲的！），那是我和整个人类，或者说与周遭一切的关联。我必须感知到我是这个世界的传承者，我的存在并非偶然。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在《镜子》中，我力图传达一种感受，无论巴赫、佩格莱西、普希金书信，还是横渡锡瓦什海的战士，以及纯粹的家庭私事--这些在某种意义上而言，都是等值的人类经验。对于人类的精神经验来说，昨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或许与一千年前的遭遇同样重要……

在她们短暂的亲近时刻，伯格曼用留声机播放的巴赫大提琴组曲代替了台词，屡屡深化影像，增加了它的深度与广度。即便在伯格曼的电影中，这种手法有一种崇高的精神和幻想的成分--这是梦想，不存在也不会有的梦想。这是人类灵魂追寻的方向：理想在这一刻感受到了某种和谐。然而，即便是这种幻想的出口也令观众体验到了精神的解放与净化。

我说这些是为了强调，我提倡承载并表达对理想的渴望与追求的艺术。我认同给人以希望和信仰的艺术。艺术家讲述的那个世界越是无望，我们就越有可能感受到与其对抗的艺术家的理想--否则根本没法活下去！

艺术象征着我们存在的意义。

我在西方生活得越久 越认识到自由具有两面性。鲜少有人能拥有绝对的自由。我们关心的是如何更自由一些。

想要自由，那就自由，无须去请求别人的许可。应探求自己的命运，不屈服于环境。然而这样的自由要求人有非常强有力的精神资源，对自己、对他人所承担的责任有高度的自觉和认识。

但是，唉，悲剧就在于，我们都不懂得如何自由--我们以牺牲别人的自由代价为自己谋求自由，又不愿意为别人付出，怕自己的权益和自由会因此受害。不可思议的自私正是今日我们的共性！但这并不是自由--自由是要学会杜绝向生活和周围人索取，首先要自己敢甘于付出。自由--是为爱牺牲！

我不想被误解，我说的自由其实是崇高的道德层面上的。我不准备去争论或质疑欧洲民主不容置疑的价值和成就。在这种民主的环境中，也显露出了人的空虚和孤独。极为重要的是，我感觉，当代人在追求政治自由的过程中，忘记了人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的那种自由：为别人、为社会奉献自己的自由。

回顾我迄今拍过的电影，我注意到我讲述的始终是内心自由的人，哪怕他们身边的人内心受制约、不自由。我讲述的人外表柔弱，但我说的正是这种内心柔弱中的力量，即他们的道德信念与立场的力量。

假如我们用绘画作比较，就会发现画作与观众之间往往有一定的距离。观众事先对画作抱有崇敬感，不论懂不懂，他都知道面前的是现实的影像，谁也不会把生活与图画混为一谈。当然，可以说所描绘之物“像”或者“不像”生活，但只有电影观众会产生那是“千真万确”的生活的感觉。观众总是依据生活本身的原则去评判电影 不知不觉用自己墨守成规的日常准则偷换作者的准则。这就是观众理解电影的吊诡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