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温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进臭万载邪?”这是后世俗语中“不能流芳百世,宁可遗臭万年”的源头。在传统的史学评价中,桓温当然是一个反角。桓温是一个野心家,但重要的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南征北战,建立了各种功业。我们要注意到在那个时候,清谈早已没有了清议的现实关怀,变成一种纯粹的智力游戏。士族也日渐失去活力,当时的名士都以“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为行为准则,对具体政务毫无兴趣,漠不关心。桓温的出现,某种意义上宣告《世说新语》中那个魏晋风度的时代走到了尽头。

魏晋风度虽然是一种精致高雅的文化,但我们也要注意这种文化背后的阶层性与封闭性。实际上,西晋的官僚阶层经过魏晋两代的生长发育,已经形成了一个通过婚姻、交游、同僚、征辟等方式凝结起来的政治利益共同体,加之魏晋之际玄学清谈的兴起,这些官僚家族除了政治利益外,在文化上也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趣味与认同。出身及文化与这个社会阶层格格不入的邓艾,变成了被排斥的对象,哪怕最后冤死,也没有得到当时人太多的同情,这大概是魏晋风度的阴暗一面吧。

当时敢于反对宦官或德行高尚的人被称为“清流”,能得到士大夫的推崇;宦官和因依附宦官而掌权的官僚,虽然身居高位,却受到士大夫的鄙视,被称为“浊流”。清议之中,士大夫也互相标榜,出现了“三君”“八俊”“八顾”“八及”等名目,其中最有声望的人之一便是之前提到过的李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