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诗经》里的诗歌,常被这样“断章取义”地运用着。这种方法比较随心所欲,导致对于《诗经》的诠释,特别是《国风》里的许多诗歌,有的两千多年都没有定论。西汉的董仲舒就已经说过“诗无达诂”(意思是诗没有确切的解释),更何况又过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不要说“达诂”(确切的解释),就连“涩诂”(不确切的解释)也是奢望了。拿过一首诗来,这个说是写美女的,那个说是写俊男的;这个说是写死人的,那个说是写活人的；这个说是男人写的,那个说是女人写的;这个说是讲政治的,那个说是玩爱情的……南辕北辙,劳燕分飞,谁都有“话语权”,谁都没有“最终解释权”。这是读《诗经》有点挑战的地方。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用心与随便、丰饶与贫瘠、精致与粗糙、含蓄与直露,是《红楼梦》与其他古代小说的重要区别之一。阅读时,必须落
实到语言文字的细节,否则就谈不上真正欣赏和理解《红楼梦》。

知行合一论的思想意义就在于:一个人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社会存在,他首先应该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一个有道德的人,需要实现道德的善,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价值和人生意义。一个人是否具有道德品格和善良意志,是由其内心的良知所决定的。良知本身既是“知”,同时也是“行”,必然推动致良知的实践行为,在良知道德本心的引导下,一个人就应当可以做到“知行合一”。否则,道德的善就只能停留在动机之善,而不是真正的善,也无法最终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总之,知行合一命题是阳明致良知教的一个核心命题,使得知行问题能够超越知识论领域,进入到伦理学领域,形成阳明良知学的一个重要理论特色,这也是阳明学的一项重要理论贡献。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普通百姓的心里也非常清楚一个道理:天理和良心是每一个人都具备的,是绝对存在的。人活在社会当中,每个人都要讲天理良心。更重要的是,天理良心不仅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而且人心与天理之间本身就是直接的同一关系。用阳明学的术语来讲,就是“心即理”,也就是阳明在龙场悟道的结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朱子学的“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物物皆有定理”“在物为理”的观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普通百姓的心里也非常清楚一个道理:天理和良心是每一个人都具备的,是绝对存在的。人活在社会当中,每个人都要讲天理良心。更重要的是,天理良心不仅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而且人心与天理之间本身就是直接的同一关系。用阳明学的术语来讲,就是“心即理”,也就是阳明在龙场悟道的结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朱子学的“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物物皆有定理”“在物为理”的观点。

司马光从来不说打击匈奴是不对的,没有史学家认为保家卫国是错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帝王一旦跨过界线,这个国家就会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去。百姓现在受到了帝王的掠夺,生活同样不幸福。司马光的落脚点是一个国家关键在于把内政搞好,把百姓管理好,将百姓的民生幸福放在第一位。这才是司马光最基本的国家观。

一组规则怎么才能上升成为价值层面的含义,而不仅仅是工具层面的含义,这个答案也很简单:只有当规则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时候,才能显现价值,哪怕只有一个例外,就不是价值追求。将司马光对规则的理解和他的秩序观联系在一起,就是他的政治理念,也是《资治通鉴》最基本的理念。

《资治通鉴》使用这样一种开篇的方法,能够使我们窥探到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最基本的政治观念。概括来说,司马光是一个非常重视秩序的政治家,而整部《资治通鉴》中,都体现出“良好的政治必须以良好的秩序为基础”的思想观念。

《资治通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要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像李白这样的大诗豪、文学家,个人成就再高,也不符合司马光提出的几个历史写作取舍标准。司马光说他所有的取材,都是“关乎国家之兴衰,生民之休憩”。

“美芹”不是美丽的芹菜,而是用了—个典故,说有个很喜欢吃芹菜的乡里人,极力向富豪推荐芹菜如何好吃,那个富豪取来一尝,却感觉口中发麻、腹中恶心。后来人们就以美芹来谦虚地表示自己的建议很浅陋。

所以说,苏轼写词,已经把词变成了一种“长短不葺”的新体格律诗,已经脱离了酒宴歌席。人们常说他是豪放派词人,其实不如说他是一个不在乎音乐的词人,也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曲子缚不住”,他写词考虑的最重要的不再是歌唱问题,而是要表达自己的真性情。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对待词的新态度,苏轼也就不可能写出“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表现人生哲学的旷达词句了。

王维也有诗句“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也是说看到这春天的小草,就想起来还没有回家的人李煜的一句词,说的就更到位了,“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春草啊,到处疯狂地生长,就像我们的离愁别绪,无边无际,没有尽头。所以“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春天花落了,柳絮也飘尽了,只有那芳草依然四处生长,就好比离愁无法抑制。所以,王朝云才会说这句实在唱不下去,太让人感伤了。据说,自从王朝云去世之后,苏轼再也没有让人唱过这首词。

诗的语言可以朴拙,词的语言却讲究轻巧。这两句很轻巧的语描绘的是一个非常深婉的场景,花是落花,人是独立,雨是微雨,质感都特别轻。这两句放在诗里面就显得格调不高,而放在词里面,却是“当行本色”。就好比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打扮得清新素雅,却站在炼钢铁的大机器旁边,虽然也漂亮,但是画面总不太和谐。而如果她是撑着油纸伞,走在江南烟雨里,那就很有韵味了。所以,这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大家读词读到它,就会产生很好的效果,而在诗里,却不算好句子。总之词就是这样一种不同于传统诗的新兴文学,它有特殊的美感,这种特殊美感让词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

这两首诗章法不同,第一首由今写到古,由景写到人,第二首由古写到今,由人写到景,但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李白这个人的意识深处,这一对互为敌手的君主都是一样的可怜,他同视二者,似乎正要突出自己对历史不足依恋,历史非常无聊的认识。他告诉你,时间带走的是历史的全部,既带走失败者的耻辱,也必然带走成功者的荣耀,失败者固然容易消沉,成功者也不要得意。

其实,西方人同样也有怀古的幽思,同样也用各种文体吟咏历史。费尔巴哈就曾经说过,时间是诗的源泉,怀古的幽情犹如利剑可以刺穿人心,使诗人文思泉涌。但他们对历史的态度与唐人不同。他们觉得过去往往显得最美丽,因为往昔闪动在回忆的幽光中,成了人们想象的对象,所以它是可以被理想化的。
但对唐人来说,过去尽管能发人之幽情,却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过程。过去给人的感觉首先也不是美丽,而是无情,甚至无情得让人尴尬,让人无法接受。文艺一点儿地说,可谓一回头都是叹息。当你回身过往,常常不会说那些来路有多辉煌,而只是觉得无奈和失落,这让人觉得懊恼,不知道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