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真正最知道当时情况的人(也就是活在当时的人),正是最看不出历史走向的人。比如对于在君士坦丁统治下的一般古罗马人来说,未来就像是雾里看花。历史的铁则就是:事后看来无可避免的事,在当时看来总是毫不明显。直到今天,情况仍是如此。我们已经走出全球经济危机了吗?还是前面还有更大的打击?中国会不会继续发展、成为全球第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会不会丧失霸主地位?一神论基本教义派是会成为全球未来的风潮,又或不过是地方的小骚动,在未来不值晒?我们走向的是生态的灾难还是科技的天堂?以上所有结果背后都有一套很完整的论述,但我们就是无法确定何者将成真。但如果过了几十年后再回顾,我们就会觉得答案真是太明显了。
特别要强调的是,那些在当代看来最不可能发生的事,常常就是最后成真的事。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06年即位的时候,基督教不过就是个神秘的东方教派。如果当时有人说基督教会成为古罗马的国教,定会引来哄堂大笑,就像是说印度教克里须那教派在2050年会成为美国的国教一样荒诞无稽。在1913年10月,布尔什维克党还只是一个很小的俄国激进党派。任何理性的人都想不到,不过短短4年后,他们就接掌了俄国。在公元600年,如果说一小群住在沙漠里的阿拉伯部落会征服从大西洋到印度的辽阔土地,更是如痴人说梦而事实上,如果当时拜占庭军队能够抵抗住第一波猛攻,伊斯兰教很有可能至今仍然只是个边缘的异教组织,只有一小群的信众。在这种时候,如果学者要解释为什么某个中年麦加商人得到的天启没能成为热门信仰,简直是再简单不过了

讲到认知革命之后生物学和历史的关系,我们可以简单整理成三点

1.基本上,生物学为智人的行为和能力设下了基本限制,像是定出了一个活动范围,而所有的历史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发生。

2.然而,这个范围非常大,能让智人有各种惊人的发挥空间。因为他们有创造虚构故事的能力,就能创造出更多、更复杂的游戏,代代相传也就不断发展精进。

3.因此,想了解智人的行为,就必须描述人类行为的历史演化。光是考虑人类在生物上的限制,就像是今天要去播报一场足球世界杯赛事,只不断报道关于场地的信息,而对球员究竟做了什么只字不提。

换句话说,过去远古人类的行为模式可能维持几万年不变,但对现代智人来说,只要十几二十年,就可能改变整个社会结构、人际交往关系和经济活动。像是有一位曾住在柏林的老太太,她出生于1900年,总共活了100岁。她童年的时候,是活在腓特烈·威廉二世的霍亨佐伦帝国( Hohenzollern Empire);等她成年,还经历了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还有民主德国(东德);等到她过世的时候,则是统一后的德国的公民。虽然她的基因从未改变,她却经历过了五种非常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

这正是智人成功的关键。如果是一对一单挑,尼安德特人应该能把智人揍扁。但如果是上百人的对立,尼安德特人就绝无获胜的可能。尼安德特人虽然能够分享关于狮子在哪的信息,却大概没办法传颂(和改写)关于部落守护灵的故事。而一旦没有这种建构虚幻故事的能力,尼安德特人就无法有效大规模合作，也就无法因应快速改变的挑战，调整社会行为。

通过文字创造出想象的现实,就能让大批互不相识的人有效合作,而且效这果还不只如此。正由于大规模的人类合作是以虚构的故事作为基础,只要改变所讲的故事,就能改变人类合作的方式。只要在对的情境之下,这些故事就能迅速改变。例如在1789年,法国人几乎是在一夕之间,相信的故事就从“天君权”转成“人民做主”。因此,自从认知革命之后,智人就能依据不断变化的需求迅速调整行为。这等于开启了一条采用“文化演化”的快速道路,而不再停留在“基因演化”这条总是堵车的道路上。走上这条快速道路之后,智人合作的能力一日千里,很快就远远甩掉了其他所有人类和动物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