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苦撑待变”模式最大的缺点,是它既缺乏想象力,又完全使中国陷于被动。假如中国政府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依赖自己的国力去进行抗战,而任由其他国家去推行各自的外交政策的话,那么它大可以停止外交活动。胡适主张的被动性,最终含义就是放弃外交。即便是期盼的那个“变”终于到来之后,中国依然可能得不到所需要的外援去抵抗敌人,反而是可能被其他国家利用去作为一颗棋子,帮助它们去减少人力物力的损耗,而不是有利于中国本身。事实上,正是这个可能性,不但在此后变成中美两国间的严重摩擦点,也在珍珠港事件后变成中国和西方盟邦之间的冲突所在。而这些发展都完全超出胡适的预料。
回顾胡适的“苦撑待变”四字真言,始用于1937年12月,而前文所引蒋介石在10月底的日记②关于“苦撑待变”思路其实比胡适早一两个月即已形成,也比胡适所言更为缜密和具有逻辑。这恐怕是胡适的支持者始料未及的史实。而且胡适的“苦撑待变”是他不厌其烦向别人开导和推广的观念,即便是向蒋介石也是多番唠叨,语气近于教授对学生的开导。而胡适所不知道的是蒋介石早已在同样的思路上走了一大段路程,当他听到胡适拿出这般循循善诱的教诲姿态时,或许真是觉得啼笑皆非。难怪他有时会忍不住提醒胡适,他并不是像胡适所想象的那般无知

胡适的行事作风不禁让人怀疑,一个弱国的外交官,是否拥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去奢谈“尊严”“风度”等问题?对于一个正处于生死交关的国家而言,它在任何时候或许都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扯起喉咙大叫大嚷地祈求外力援助。而这也正是中国政府当初把胡适派送赴美的主要动机。如果外交官开不了口去争取援助,这个外交使命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胡适在私人行为上,能够表现出咬紧牙关默默承受苦难而不失身份的美德,但是把它转移到处理国家事务时,就变成不合时宜的低调了。而胡适再三引以为自豪的“无为”政策,却正是出于这些低调,使他在外交战场上打不开局面,从而严重地妨碍了执行大使任务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