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漫长过程中,重庆政府并不是在国际局势里随波浮沉,而是一直在惊涛骇浪的大变局中掌握住基本方向不变。这些惊涛骇浪包括日本运用地面和空中攻击以及南京大屠杀和在其他城市的残暴行径,企图摧毁中国的斗志,夹以官方和民间此起彼伏的和平攻势企图引诱中国政府主动放弃抵抗。中国国内和平分子言行的散布,汪精卫的叛变,以及国际上几乎所有列强先后对中国施加压力去向日本妥协。它们的性质都是“变”,而且都对重庆政府提供过极大的诱惑或造成压力。但是重庆政府始终维持一个不变的基准点,那就是抗战必定坚持到底,而且把美国锁定为中国求变过程中不变的最佳伙伴。即便是在美国反应冷漠时,重庆政府依然坚守立场,没有因为失望而改弦易辙,只是锲而不舍地加倍努力而已。

同样重要的是,日本人完全没有预料到蒋介石的个人因素。他的抗日既可以称之为“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又可以看成“坚韧不拔”“贯彻始终”。这个信念几乎从抗战一开始就成为支撑蒋介石的精神力量。许多看过蒋介石日记的读者都会注意到,他在抗战时期每日日记的开端总是书写“雪耻”二字。而在抗战最初四年里,他还用过许多其他文字来表露他的决心(散见本书各章)。蒋介石个人对于继续抗战的影响无可否认。
在对日作战问题上,蒋介石屡屡证明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每当他的作战计划或指望落空,或是部队遭受严重挫败时,他总是相信下一步将会峰回路转,引向成功之路。自七七事变以来,国军除了在极少数战役(台儿庄战役)中得以获胜之外,几乎是节节败退。但是蒋介石也似乎具有一种本领,就是在令常人悲观绝望的情况下,鼓励自己去乐观。而最后实在缺乏任何理由去乐观时,则乞助于“上帝”的恩赐和怜悯。这个心态在1939年9月显得特别突出。

固然1941年底美日冲突并非由中国直接挑起,但是中国无疑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中国的坚韧不拔和拒绝停战,才迫使日本不得不向其他地区搜求大量战略物资,去维持在中国的战事。不然的话,它就会被迫从广大中国占领区灰头土脸地撤退,使它宣称要以武力彻底摧毁中国的豪言壮语完全破产。美国禁止战略物资输出日本的决定,又使日本不得不执行其南进政策,期使东南亚的丰富资源尽括囊中,而为了达到此目的,日本又需要进一步铲除南亚和东南亚的殖民体制。
设若中国在1937~1940年任何时间放弃抵抗而屈膝求和的话,则卢沟桥事件在历史上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不致对日本和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产生巨大影响。设若中国在持续抗战一段时间之后,因筋疲力尽而臣服于日本的话,则日本在亚洲和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的对立中将逐渐取得上风。设若日本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终究无法避免的话,则国力大增的日本将会是西方的劲敌。幸运的是,在这些至关紧要的年份里,中国能够运用其外交政策找到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的新来源。特别是它的对美外交政策,最初动机只是使中国本身能够维持抗战,最后却迫使日本和西方国家走上正面冲突的路途。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在这段时间中所推行的对美政策,甚至可以被视为成就卓越。

不幸的是,在史学作品中时常出现一种现象,在有意无意的情况下把中美两国领袖们去做比较,然后推演出一些结论,认为中国领袖们眼光短浅心智闭塞、缺乏理性、能力低落,看不清自己国家最重要利益之所在。在不少情况下,这些批评其实是根据美国官员的愤懑之词做出的,原因就是中国领袖们拒绝按照美国人给他们立下的规矩办事。而后世学者因为疏于洽学和惰于思考,也跳不出这个窠臼。
一个更恰当的评鉴中国外交的方式,或许是去考察它的外交目标和成果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1937年以后,中国政府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运用切外交手段去保证它可以进行抗战。虽然几乎没有一位中国领袖曾经负责任地说要在战场上击溃日本,但是他们认为只要中国能够持久抵抗,或许最终可以强迫日本知难而退放弃侵略。在此时刻,中国把全部外交精力都灌注在实现这个愿望之上,凌驾一切其他考虑。
中国政府也知道,仅靠中国本身国力无法达成此一愿望,而它又缺乏其他手段可以从别的国家取得支持。因此,它务实的指望是靠自己“苦撑等到国际事务有一天出现重大变化,创造对中国有利的条件。如果我们用这种尺度去衡量中国当时外交政策的话,或许可以得到一个比较中肯的结论。特别是当我们发现中国在推行它的外交政策时,并没有在关键时刻违背国际正义原则。比如说,它在处理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芬兰的被人侵事件时,宁可开罪强国也不背信弃义。

因此,他们远在西方国家领袖尚未认识到局势严重性时,就预测到日本将入侵东南亚,并且试图推动国际性的合作计划。他们甚至在1939~1940年就已经开始思考抗战结束后的国土重建问题。其结果是,中国政府在面临全球一连串天崩地裂的突发事件时,一直抗拒德国和意大利的引诱和日本的劝和(诱降),也压制住自己内心对于西方国家多年来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在国际事务上罔顾道义出卖中国利益的劣迹所累积下来的极度怨愤,依然小心谨慎地固守中国本身的立场。尽管西方国家大多数时间对中国视若无睹,但是中国依然下定决心要加入它们的阵营。只有等到美日战争爆发时,中国的政策才获得收成。

中国还曾经向意大利、法国、英国,甚至欧洲一些小国家寻求购买武器,或是邀请它们派遣军事顾问来华协助。极具讽刺的现象是,1941年之前西方民主国家从不忘记在口头上高唱国际正义和建立国际法制,但是在中国遭受侵略时却又视若无睹,反而是世界上两个最极权的国家向中国提供了最有力的协助。事实上,每当西方国家针对中国问题采取行动时,它们对中国的伤害远远大于对中国的帮助。

事实上,国民政府处理1937年危机的方式和以往大不相同,因为它纵然在形式上也确曾谋求局部停火,但是并未赋予很高期望,而且不久就放弃努力,使得第一个选择很快就无疾而终。蒋介石在这个决定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这不免让日本感到大出意表,因为它原本指望中国政府将会因循往例,吞下苦水,继而屈膝求和。结果是中国政府做出第二个选择,向国际联盟正式提出诉愿,请求伸张国际正义。但是由于中国对国际联盟的效率,早在1932年“满洲国”事件的不了了之中得到了教训,因此它只是觉得为了争取国际同情不可省略此路,并没有抱太大指望。基于这些考虑,国民政府的外交部成为外交统筹中心,动员中国驻欧洲各国使节共同努力展开外交攻势。在整个过程中,蒋介石最多只是偶尔过问其事。中方资料显示,1937～1938年,国际联盟在中国外交政策中并没有占据优先地位,而在蒋介石的
活动日程中更显得缺乏重要性。
导致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政府早已决定采取第三个选择,以对日抗战作为战时外交主轴,而这正是史学界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一个要点。事实上,蒋介石和他的下属从1930年代初期开始,就一直致力于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希图最后和日本人算总账。但是在时机尚未成熟之际,每当日本制造纠纷时,中国只好忍气吞声做出局部性让步,以求化解眼前危机。这个互动关系的另一个后果,是在日本人心目中形成了一种认知:只要日本采取挑衅行为,中方必定会做出相应让步。根据国民政府计划,国军的现代化在1939-1940年可以完成战斗准备。但是当卢沟桥事变在1937年7月爆发时,国民政府仍然决定采取坚定立场断然予以反击。

而与此同时,宋子文在华盛顿则能够更有效地传达重庆政府的观点,并动员美国有力人士同声抗议美日达成任何交易。宋子文的外交攻势甚至延伸
到大西洋彼岸,他成功地说服了丘吉尔向罗斯福发出一封电报,支持中国的立场。最终的结局是,赫尔放弃了妥协方案,在11月26日和日方代表的会谈中选择了对抗的姿态。在这个过程中,宋子文的活动引起了国务院极大的愤怒。特别是宋子文把蒋介石的抗议信函在美国政府高层广为散发,让赫尔感到有失颜面,因此要求居里和拉铁摩尔转达国务院的抱怨,但是居里在私下却建议中方不予理睬。在整个危机中,国务院无一句恶言批评胡适却对宋子文大张挞伐,也可以当成宋氏打乱国务院谈判策划的一项佐证。
等到整个危机结束之后,蒋介石对宋子文的表现赞不绝口,认为是宋子文的努力使得失败最后转变成胜利,而且安慰宋子文无须担心他冒犯了美国国务院。

就前者而言,有些有趣的例子。比如说,在9月,当宋子文“闻此间有人”主张美国应该优先将武器支持苏联时,立即向史汀生部长请求,千万不可将拨给中国的武器改送苏联。虽然宋子文已经得知“此间有人”乃是胡适,但还是决定用隐晦方式点到为止。到了11月上旬,宋子文的耐心大概消磨殆尽,开始改为指名道姓。美日密谈即将开始,他致电蒋介石称:“适之最近在毕次堡对记者宣称,美国应先以飞机军火供给苏联。中国已抗战四年余,虽无新式武器亦可支持云云。昨史汀生谈话中,曾暗示此语。居里亦引以为异,并谓中国步骤未能致,愿助中国之友人,实感困难,等语。”
三天之后,宋子文又向蒋介石报告称,胡适和罗斯福有约,将会谈到贷款和军售事宜,但是宋氏担心胡适不熟悉这些业务,所以特意为他准备了份书面材料,让他和罗斯福交谈时不致出错。这个看似平铺直叙的电报,其用意可能就是让蒋介石知道,胡适是如何的不称职。11月25日,中国对美外交进入最紧张关头,宋子文又向蒋介石报告称,后者给胡适的电报过了一整天尚未完成译码工作。换言之,胡适工作效率低,完全缺乏危机意识。宋子文所举的这些事例应该都是事实,但是在电文中再三提出,肯定也是连番冷箭。

当然,最后必须说到宋子文。胡适和拉铁摩尔的功用是以温和而又有分寸的方式,向美国官员传达中国的反对意见,但是这绝非宋子文的作风。当他首次得知美国正在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时,他立即威胁说要在公开场合予以揭露与谴责。宋子文打心底就不相信赫尔所谓“过渡性安排”的说法而是把赫尔视为一个和平分子,一心一意就想和日本达称协议。他也相信所有政治人物都害怕公共舆论的力量,而公共舆论正是他可以善加运用的武器,是阻止美日达成协议的最佳手段。宋子文也认识到他只能孤军奋战,不可能从胡适处茠得任何支持,因为双方没有合作基础。

多年来,我们对于胡适在珍珠港事件前后扮演的角色,多半来自美国人和胡适的中国友人们的评价,但是对于蒋介石的态度则一无所知。所幸的是,随着蒋介石日记公开,学者们可以有机会一窥他内心的感受。在珍珠港事件前一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了这么一段话:“胡适、郭泰祺、陈光甫等毫无志气,不知责任,更无国家观念,唯以私利权位为谋。对于此等政客奸商官僚不道非人之所为,时起忿愤。不可抑止,岂不自我小乎哉。”正在他人以为胡适对卫护国家利益有功之际,蒋介石这番疾言厉色的指责,还把郭泰祺和陈光甫拉进来,可见他的评价是绝对的负面。作为胡适的顶头上司,蒋的评价当然有重大参考价值。

简言之,蒋介石在11月25日授权宋子文插手美日妥协谈判事务,让中国政府的外交出现了契机。宋子文26日电文帮助中国外交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此后数日中国政府发动的外交攻势是挽救中国命运的转折点。宋子文一夕之间把外交主动权掌握在手,还把自己的汗马功劳让重庆政府牢牢地在他的功劳簿上记上一大笔,而这也符合宋子文做人做事的风格。

至9月初,蒋介石已经想到被出卖的可能性。但是他认为无须过虑,因为“无论国家与个人,如不能自信自强,而未有不为人贱视卖弄者。我本非依赖他人之武力或感情,望其为我报复牺牲,而我惟自信道义与精神为武器,以主义自强为基础,而对各国之外交,不过乃为之势,以佐其外之声援而已。彼之卖与不卖于我无与也。”
而自救自立之道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提高警觉,所以说,“我之抗战自始即不存依赖外国之心,惟对各国与日本间之矛盾则充分利用而已”。此后几个月美日之间关系的发展正好让蒋介石把他自己的话派上了用场。

美国于1941年7月26日冻结了日本在美资产,并禁止日本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从而打击了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正常贸易。不过这些动作也只是部分地减少了中国的担忧。到了8月初,罗斯福又宣布全面禁止石油运往日本。由于美国采取这些措施并不是以支持中国抗战为主要目的,而是表达对日本在远东地区所施行政策的不满,因此中国领袖们也察觉到,这些摩擦将迫使美日双方都会去寻求根本解决方法,而不管结果如何都将会对中国的利益产生严重影响。证诸蒋介石这时候的心境,则他对英美的作为必定会保持高度警惕。在此可以摘录他日记中的几段话作为佐证。
他在5月写道:“美国始终想与倭寇妥协。白人皆视黄人为玩具,可痛。以美国对英之热忱,与其对华之比较,岂啻血浓于水而已。”

如果我们把这些美国军方行为,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去检视,也许并不奇怪。因为此时的美国主流社会,仍然把黑人视为次等人种,在法律上加以歧视,即使允许他们参军报国,也不许他们和白种人在同一单位并肩作战因为担心黑人的“愚蠢无能”作为战友会威胁白人士兵的生命安全。而华人也只不过是比黑人略胜半筹的人种,依然是全世界唯一不许移民美国的民族,排外法依然是国家法律,“Chinaman”依然是社会大众对中国人习惯性的轻蔑称呼。而美国主流的学者对种族问题感到难以启齿,所以只好避而不谈,或者在中美关系发生冲突时,无条件地接受美国军方的说辞而把全部责任推给中方。这种做法都让广大读者不能透视历史真相,对于真正了解中美关系是一层障碍,必须予以移除。
种族歧视在抗战时期的中美军事关系史上,无论是珍珠港事件之前还是之后,都起着重要而又难以量化的作用,是一个无法躲避的因素,也是在历史叙述和分析层次上必须正视和直言的一个角度。对这个因素避而不谈,只能扭曲很多历史事件的叙述。从中美关系或是国际关系长远发展而言,美国战争部领袖们有浓厚的种族歧视是他们的缺失,他们可能在无意中直接损伤到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这是美国历史学者需要深切自我反省的课题。中国作为抗战时期遭受歧视的对象,受害程度更深。但是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似乎也不可以一味以苦主身份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指责美国人患有种族歧视的缺
失,更需要反躬自问,为何近代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地位竟会这般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