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西方历史著作中,宋子文经常被描绘成一位用不光彩手段去结交美国权贵,然后又倚仗他们的声势去欺压美国联邦政府其他部门的官员,是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但是从中国观点出发,则宋子文或许有另外种形象。读者必须记得的是,宋子文带去美国的物资采购单,比以往三年的总和都要大。但是他最初的整个工作幕僚,只有一位电报收发员和一位英文秘书。他无法依赖胡适及大使馆职员,因为他们对于贷款和军购事务一无所知,也不熟悉如何进行和国会的联络工作。换言之,宋子文在华盛顿的工作诚可谓人单力薄,独力撑大厦。

不幸的是,在后者这一大群善意的美国人之中,也有一部分受到自己生长环境的影响,认为美国和中国交流当然是美国人主导定调,中国人服从执行。这就有时不免产生一种奇特而矛盾的现象:有些越是自认为爱护中国的美国人,越是指望中国人俯顺听话。他们可以信誓旦旦地宣称一切为了中国好,但是先决条件是中国人一定要遵从他们的指导。任何拂逆他们旨意的中国人都会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引起强烈反弹。在美国政府中,珍珠港事件前的摩根索部长和同盟国时代的史迪威将军( Joseph W. Stilwell)甚至马歇尔将军( George O. Marsha),都跳不出这个诡异感情圈套。比如,摩根索给宋子文的下马威,罗斯福和摩根索要求由美国政府直接向中国士兵发薪水史迪威和马歇尔要求由美国将领统御中国军队,等等。换言之,在两国关系中,除了国家利益、战略、贸易等因素,人际关系和文化背景这种难以量化的因素也经常产生严重后果。种族歧视是最难界定的一种因素,又让自由派的学者难以启齿,免得自己落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奚落。但是在研究抗日战争中的中美关系时,这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大阴影。在宋子文、胡适、陈光甫与摩根索等人的交往中,不断可以看到它的弦外之音。

但是在宋子文赴美国履新之前,针对中国应该如何跟美国人打交道事,心中也已产生了一套想法。在他初度和摩根索口舌交锋之后不久,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摩根索在那之后接下来的时间里,态度显然变得和缓许多。因此宋子文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这就是西方人的性格。换言之,假如中国用自己传统的恭谦礼让方式去对待美国人,则他们的工作将无所成,因为美国人会误以为是中国人的个性软弱、无能的表现。反之,假如中国人能够站稳立场据理力争,则他们就会赢得美国人的尊敬和合作。当然,在摩根索和宋子文之间,双方都还需要经过多几个回合交锋才能找出一个平衡点,到底应该向对方施加多大的压力而不至于导致破裂。这也为我们研究中美关系找到了一个新的心理学层次，可以加意着笔。

宋子文却大不相同。他既是一位智谋多端的实践家,又是一位擅长大叫大嚷的表演者。他对于富含哲学意味的探讨,或是令人击节赞赏的理论分析架构丝毫没有兴趣。他最大目标,是帮助中国在当前逆势下获得更多的武器和贷款。他坦然承认自己不是一位个性优雅细腻的人,彬彬有礼的风范非其所长,而他也无意去贏取这方面的美誉。然而他绝顶聪明、计谋多端、目标明显,而且全力以赴去达成任务。相比之下,胡适极为珍惜自己的形象和羽毛,而宋子文最大的满足就是能够做出成绩。当然,宋子文这种志在必得的脾气,也有时会把他带入危险境地。比如说在1941年10月底,为了急于知道美国政府究竟打算给予中国何种军事援助,他不惜使用“特殊渠道”取得了一份马格鲁德将军( John Magruder,时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呈交给战争部长史汀生( Henry Stimson)的机密报告,其中包括他对中国军事的调查和做出的建议。宋子文的行径让中国政府大为震惊,因为它等于是利用间谋手段去对付一个友邦。因此政府立即警告宋子文千万不可泄露或继续从事此类活动,以免伤害中美系。历史的讽刺是战后美国政府却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发展出一套高明的谍报手段,无论是对敌对友,一律适用。
总的来说,尽管宋子文的某些手段可能带来较高风险,但是对于蒋介石而言,宋子文作为驻美代表所能发挥的功能远远超过胡适和陈光甫两人。无可避免地,胡适和宋子文个人关系很快就发展到短兵相接地步。当胡适向新任外交部长郭泰祺抱怨宋子文在美进行外交活动都对他秘而不宣时,宋子文则提醒蒋介石,他是遵照蒋的指示不和胡适商议借款事,更何况胡适经常出外举办学术演讲,找不到他的人,因此许多事务都无法进行商量。中国驻美的外交团队终成破局。

宋子文和陈光甫的对比同样具有重要性。陈光甫在美国时,采取自我设限立场,只和美方商谈贷款事务,而宋子文则将他负责事务的范围大幅扩大,不但和美方讨论中国的经济局势,也涵盖币制稳定、银行运作程序、军火购买需求等。宋子文一人的工作范围和效率,往往超过胡适和陈光甫两人的总和,但是他肯定没有后者所表现出来的恭谦和小心翼翼的姿态。宋子文此前的专业是财经事务,因此他处理中美之间的财经关系可谓驾轻就熟。但是军火武器事务,他在此前则是完全外行,而他也能在最短时间内主动学习,掌握重点,则是胡适、陈光甫两人望尘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