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越南和缅甸通道几乎同时关闭,是中国自1937年抗战以来遭受到最沉重的国际打击,使得中国继续抗战的能力受到严峻考验。而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时机,又正是中国政府刚刚开始满怀信心地想争取更多美国军事援助之时。因此,它们对中国的士气不啻是迎头一盆冷水。如果两条通道遭到封锁,即使是美国已经同意的贷款也将变成无用,因为这些外币将无法用来购买外国器材和民生物资以稳定国内法币或是抑制通货膨胀。美国的军事器材也将无法进入中国本土。同理推之,中国矿产也将无法运到国外去偿还购买军火的债务,而中国的民众只会更加感到孤立无助。

日本在向法国施加压力的同时,它也向英国就缅甸提出类似要求。日本表示,除非英国立即切断和中国的通道并撤退其驻扎在上海的军队,否则日本将对香港施行封锁,甚至可能向英国发动攻击。正值此时,英国政府也在进行改组,丘吉尔于1940年5月取代张伯伦成为首相。虽然这个发展在欧洲看来是英国决心作战的表示,但是它在亚洲的姿态却明显比较软弱。丘吉尔在7月18日对日本做出让步,宣布将在此后三个月中,暂时不会准许外国军用物资借道缅甸进入中国。丘吉尔甚至向日本承诺,会设法劝说中国政府去向日本祈求和平。由于丘吉尔的这些让步是在他成为首相后向英国议院做的第一次演说中宣布,只能使中国领袖们倍感寒心。

值此风雨飘摇之际,蒋介石依然没有放弃苦撑的决心。正如他此时所写:“美英法苏之对我态度皆冷峻旁观,毫不援手,而俄国应交之驱逐机,见我如此被炸,而亦澹然置之。我之咽喉被紧握,我之口舌被困塞,然而我之抗战本不靠人,亦不希望人,惟在自强而已。”
到了6月中旬当法国终于向德国投降时,中国政府清楚认识到越南铁路迟早必将不保,而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日本将趁机向法国施加压力全面占领越南,切断中国的军火外援来源,进而在中国战区发动新一波攻势,以求强力击败国军而结束中日战争。
果不其然,英法两国在欧战中挫败后,日本在几天之内就要求法国终止一切经由越南运往中国的军事物资,6月19日,法国政府完全屈服,停止了所有越南和云南省之间的铁路交通。6月下旬,日本果然没收了全部中国囤储的军火器材。蒋介石也担心英法军事失利,将会鼓励日本向昆明和重庆进行大规模进攻,以求一举结束中国战局,然后挟胜利姿态从容谋求和美国达成协议。

如果苏联原本就诚心想帮助中国的话,则它在诺门罕的胜利应该给了它最新的信心去帮助中国。岂知事实正好相反,在苏联和日本签订停战协议后不到一个月,中国政府就察觉苏联态度大变,不仅对运送武器拒绝做出新承诺,即便是履行旧承诺也推延再三。因此蒋介石在7月向宋子文提出警告,苏联武器来源已经不可靠,他必须改向美国加紧努力,争取援助。不但如此,蒋介石还告诫宋子文,后者甫到美国就热心进行的计划,在美国买武器然后借道苏联海参崴运到中国,将无法实现,因为苏联对此态度冷淡。说到底,苏联珍惜它和日本的边境安宁,不愿为中国抗战而冒险。如此说来,尽管中苏之间原本有一条所谓“西北交通线”并没有完全切断,但是名存实
亡。中国对外运输只能依靠越南和缅甸的转运。

除了蒋介石之外,宋子文也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恳求和压力。比如说,1940年8月,戴笠电告宋子文:“昨今两日敌机均百余架袭渝,在亚市(四川雅安)大投燃烧弹,房屋几全被毁,难民正在疏散中。”10月,龙云电告宋子文,昆明遭受日机无情炸射,机关、学校、工商建筑损毁严重。12月他再度电告宋子文,云南多地在12月11日一日之间被炸5次,而中国毫无空军可以迎击。因此他请求宋子文务必使用美国借款购买飞机。与此同时,宋子文又接到军令部情报,称前一月敌机先后轰炸浙省金华、衢县等地,“散布白烟,并有鱼子状颗粒落下。经我卫生及军医机关鉴及,确系鼠疫杆菌”。这个细菌战的讯息,使中国面临的轰炸危机更为严重。

他在7月3日日记中写道:“被敌轰炸之中,每一人民,无论男女老幼上下贫富,不惟生活无定,即生命亦不知其所止,已刻不知午刻之生命何在,今日更不知明日生活如何。每一防空洞塌倒,死者少则数十,多则数百,以如此之苦痛险恶之环境,而同胞并无怨言惧心,使余不知如何报答而无亏于心矣。但有感激心铭而已。
7月26日又写道:“妇女躲避空袭,得背负包裹,怀抱孩童,见之心酸,我下一代之国民,更应知孝重悌,以报其父母空前劬劳之恩也。”
8月20日更写道:“寝食坐立皆不得安,甚恐人心因之动摇,抗战乃受不良影响。然寸心反甚平定,毫无纷扰之象。以敌寇爆炸,最多只能焚毁我全渝之房屋,而不能杀害我民命。且其飞机油弹有限,绝不能继续久炸。即使能毁我重庆,而不能毁我全国也。然而其所用烧延小弹之爆烈,实足以惊人而生恐怖耳。”又写道:“下午……登山巅跳望火光之大,与其火头之多,实为自有生以来所未见也。未知天父锻炼我民族究至何时为止耶?”

但就大多数将领而言,上级的责备、鼓励甚至奖惩都未能产生明显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冬季攻势是中国军队在抗战头四年作战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国军曾经表现出旺盛的战斗精神,在淞沪会战时期,国军(特别是中央部队)不但经常表现出炽热的求战精神,而且有旺盛的求胜欲望。1938~-1939年,国军虽然多次战败,可是信心依然维持。最高统帅误以为这支战败之军,只要经过短期整训和补充武器装备,就可以重整旗鼓向敌军发起攻击。岂知这完全是最高统帅的错误估计,因而导致了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悲剧。
无论官方宣传事后如何淡化冬季攻势,它实际上让蒋介石清楚地看到国军根本性的弱点,逼使他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在此后战略上做出了重大修正。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后作战方针应养精蓄粹,非整训完成,不轻决战,但各战区不时以一师以下之兵力乘机出击,不断打击敌人为主。”到了8月,蒋介石又写道:“以后反攻非待各战区整训完妥而有充分把握时,决不宜轻举尝试,否则如反攻无效,不惟后继补充为难,而敌且攻川无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