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纳德的这些行为真是令人不胜感慨。 CAMCO是当时美国的大商团,在飞机制造业界具有极大影响力。它旗下雇用的工作人员各有雄厚背景,而且不少还具有比陈纳德更高的军阶。既然彼此都是美国人,基于血浓于水的感情,对于替中国人打仗之事,大可以不必较真,更不需要因此而得罪自己的同胞。再加上陈纳德与中国人非亲非故,只需领薪水办事即可。但是偏偏陈纳德为人正派,做事认真,不但空军专业知识娴熟,而且有高尚的职业道德,鞠躬尽瘁,对 CAMCO高层人员的劣行尽量揭发,丝毫不假辞色,甚至到了指名道姓的地步。同样对于中方空军官员没有恪尽职守的，陈纳德也是直言无忌。

回顾有关美国志愿航空队成立的经过可以看出,美方的居里和中方的宋子文是推动最力的两位文官。特别是宋子文,更是事无巨细,全力投入,大至向美方争取更多的飞机更快地运到中国,细至飞行员的伤亡投保、维修工具及零件的购买和运送时间,乃至飞虎队标识的设计工艺都一一参与。他主持下的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更是派专人负责志愿队事务,并且和陈纳德保持密切联系。到了1941年9月,当中国空军把第一批飞行员和学员送到美国接受训练时,整个安排和接待任务落到宋子文身上。
至于美方,罗斯福和哈里·霍普金斯的确也热心相助, CAMCO则可以说功过参半。中国方面宋美龄在重庆亲自参与大小事务。至于陈纳德个人,除了最初提出志愿队的构想和亲自到美国参与推动之外,还把最初的一群为钱卖命的美国雇佣兵,在心理上和技术上训练成为中国抗日的空中勇士,作为“美国友人”实在是一个好榜样,也是中国抗战的幸事。

这些来自中方的电报,不但得到居里亲自响应,也经常被送呈罗斯福过目,而罗斯福又把它们所涉及的问题送交战争部长、国务卿、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等人去办理。事实证明,这种沟通程序远较正常渠道更为有效。这个渠道的绝对机密性,使得两国最高领导人可以充分交换意见。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宋美龄在1941年5月12日发送了一封电报给居里,要求后者向罗斯福报告。内容是中国情报显示,德国将会在6个星期内向苏联开战。在苏德战争果然如期爆发后,居里立即致电蒋介石(1941年6月25日),称罗斯福相信中国情报的可靠性,并且希望今后继续向罗斯福提供有关日本动向和其他重要国际动态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