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与此同时,宋子文在华盛顿则能够更有效地传达重庆政府的观点,并动员美国有力人士同声抗议美日达成任何交易。宋子文的外交攻势甚至延伸
到大西洋彼岸,他成功地说服了丘吉尔向罗斯福发出一封电报,支持中国的立场。最终的结局是,赫尔放弃了妥协方案,在11月26日和日方代表的会谈中选择了对抗的姿态。在这个过程中,宋子文的活动引起了国务院极大的愤怒。特别是宋子文把蒋介石的抗议信函在美国政府高层广为散发,让赫尔感到有失颜面,因此要求居里和拉铁摩尔转达国务院的抱怨,但是居里在私下却建议中方不予理睬。在整个危机中,国务院无一句恶言批评胡适却对宋子文大张挞伐,也可以当成宋氏打乱国务院谈判策划的一项佐证。
等到整个危机结束之后,蒋介石对宋子文的表现赞不绝口,认为是宋子文的努力使得失败最后转变成胜利,而且安慰宋子文无须担心他冒犯了美国国务院。

就前者而言,有些有趣的例子。比如说,在9月,当宋子文“闻此间有人”主张美国应该优先将武器支持苏联时,立即向史汀生部长请求,千万不可将拨给中国的武器改送苏联。虽然宋子文已经得知“此间有人”乃是胡适,但还是决定用隐晦方式点到为止。到了11月上旬,宋子文的耐心大概消磨殆尽,开始改为指名道姓。美日密谈即将开始,他致电蒋介石称:“适之最近在毕次堡对记者宣称,美国应先以飞机军火供给苏联。中国已抗战四年余,虽无新式武器亦可支持云云。昨史汀生谈话中,曾暗示此语。居里亦引以为异,并谓中国步骤未能致,愿助中国之友人,实感困难,等语。”
三天之后,宋子文又向蒋介石报告称,胡适和罗斯福有约,将会谈到贷款和军售事宜,但是宋氏担心胡适不熟悉这些业务,所以特意为他准备了份书面材料,让他和罗斯福交谈时不致出错。这个看似平铺直叙的电报,其用意可能就是让蒋介石知道,胡适是如何的不称职。11月25日,中国对美外交进入最紧张关头,宋子文又向蒋介石报告称,后者给胡适的电报过了一整天尚未完成译码工作。换言之,胡适工作效率低,完全缺乏危机意识。宋子文所举的这些事例应该都是事实,但是在电文中再三提出,肯定也是连番冷箭。

当然,最后必须说到宋子文。胡适和拉铁摩尔的功用是以温和而又有分寸的方式,向美国官员传达中国的反对意见,但是这绝非宋子文的作风。当他首次得知美国正在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时,他立即威胁说要在公开场合予以揭露与谴责。宋子文打心底就不相信赫尔所谓“过渡性安排”的说法而是把赫尔视为一个和平分子,一心一意就想和日本达称协议。他也相信所有政治人物都害怕公共舆论的力量,而公共舆论正是他可以善加运用的武器,是阻止美日达成协议的最佳手段。宋子文也认识到他只能孤军奋战,不可能从胡适处茠得任何支持,因为双方没有合作基础。

多年来,我们对于胡适在珍珠港事件前后扮演的角色,多半来自美国人和胡适的中国友人们的评价,但是对于蒋介石的态度则一无所知。所幸的是,随着蒋介石日记公开,学者们可以有机会一窥他内心的感受。在珍珠港事件前一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了这么一段话:“胡适、郭泰祺、陈光甫等毫无志气,不知责任,更无国家观念,唯以私利权位为谋。对于此等政客奸商官僚不道非人之所为,时起忿愤。不可抑止,岂不自我小乎哉。”正在他人以为胡适对卫护国家利益有功之际,蒋介石这番疾言厉色的指责,还把郭泰祺和陈光甫拉进来,可见他的评价是绝对的负面。作为胡适的顶头上司,蒋的评价当然有重大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