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曾经向意大利、法国、英国,甚至欧洲一些小国家寻求购买武器,或是邀请它们派遣军事顾问来华协助。极具讽刺的现象是,1941年之前西方民主国家从不忘记在口头上高唱国际正义和建立国际法制,但是在中国遭受侵略时却又视若无睹,反而是世界上两个最极权的国家向中国提供了最有力的协助。事实上,每当西方国家针对中国问题采取行动时,它们对中国的伤害远远大于对中国的帮助。

事实上,国民政府处理1937年危机的方式和以往大不相同,因为它纵然在形式上也确曾谋求局部停火,但是并未赋予很高期望,而且不久就放弃努力,使得第一个选择很快就无疾而终。蒋介石在这个决定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这不免让日本感到大出意表,因为它原本指望中国政府将会因循往例,吞下苦水,继而屈膝求和。结果是中国政府做出第二个选择,向国际联盟正式提出诉愿,请求伸张国际正义。但是由于中国对国际联盟的效率,早在1932年“满洲国”事件的不了了之中得到了教训,因此它只是觉得为了争取国际同情不可省略此路,并没有抱太大指望。基于这些考虑,国民政府的外交部成为外交统筹中心,动员中国驻欧洲各国使节共同努力展开外交攻势。在整个过程中,蒋介石最多只是偶尔过问其事。中方资料显示,1937～1938年,国际联盟在中国外交政策中并没有占据优先地位,而在蒋介石的
活动日程中更显得缺乏重要性。
导致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政府早已决定采取第三个选择,以对日抗战作为战时外交主轴,而这正是史学界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一个要点。事实上,蒋介石和他的下属从1930年代初期开始,就一直致力于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希图最后和日本人算总账。但是在时机尚未成熟之际,每当日本制造纠纷时,中国只好忍气吞声做出局部性让步,以求化解眼前危机。这个互动关系的另一个后果,是在日本人心目中形成了一种认知:只要日本采取挑衅行为,中方必定会做出相应让步。根据国民政府计划,国军的现代化在1939-1940年可以完成战斗准备。但是当卢沟桥事变在1937年7月爆发时,国民政府仍然决定采取坚定立场断然予以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