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重要的是,日本人完全没有预料到蒋介石的个人因素。他的抗日既可以称之为“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又可以看成“坚韧不拔”“贯彻始终”。这个信念几乎从抗战一开始就成为支撑蒋介石的精神力量。许多看过蒋介石日记的读者都会注意到,他在抗战时期每日日记的开端总是书写“雪耻”二字。而在抗战最初四年里,他还用过许多其他文字来表露他的决心(散见本书各章)。蒋介石个人对于继续抗战的影响无可否认。
在对日作战问题上,蒋介石屡屡证明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每当他的作战计划或指望落空,或是部队遭受严重挫败时,他总是相信下一步将会峰回路转,引向成功之路。自七七事变以来,国军除了在极少数战役(台儿庄战役)中得以获胜之外,几乎是节节败退。但是蒋介石也似乎具有一种本领,就是在令常人悲观绝望的情况下,鼓励自己去乐观。而最后实在缺乏任何理由去乐观时,则乞助于“上帝”的恩赐和怜悯。这个心态在1939年9月显得特别突出。

固然1941年底美日冲突并非由中国直接挑起,但是中国无疑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中国的坚韧不拔和拒绝停战,才迫使日本不得不向其他地区搜求大量战略物资,去维持在中国的战事。不然的话,它就会被迫从广大中国占领区灰头土脸地撤退,使它宣称要以武力彻底摧毁中国的豪言壮语完全破产。美国禁止战略物资输出日本的决定,又使日本不得不执行其南进政策,期使东南亚的丰富资源尽括囊中,而为了达到此目的,日本又需要进一步铲除南亚和东南亚的殖民体制。
设若中国在1937~1940年任何时间放弃抵抗而屈膝求和的话,则卢沟桥事件在历史上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不致对日本和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产生巨大影响。设若中国在持续抗战一段时间之后,因筋疲力尽而臣服于日本的话,则日本在亚洲和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的对立中将逐渐取得上风。设若日本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终究无法避免的话,则国力大增的日本将会是西方的劲敌。幸运的是,在这些至关紧要的年份里,中国能够运用其外交政策找到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的新来源。特别是它的对美外交政策,最初动机只是使中国本身能够维持抗战,最后却迫使日本和西方国家走上正面冲突的路途。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在这段时间中所推行的对美政策,甚至可以被视为成就卓越。

不幸的是,在史学作品中时常出现一种现象,在有意无意的情况下把中美两国领袖们去做比较,然后推演出一些结论,认为中国领袖们眼光短浅心智闭塞、缺乏理性、能力低落,看不清自己国家最重要利益之所在。在不少情况下,这些批评其实是根据美国官员的愤懑之词做出的,原因就是中国领袖们拒绝按照美国人给他们立下的规矩办事。而后世学者因为疏于洽学和惰于思考,也跳不出这个窠臼。
一个更恰当的评鉴中国外交的方式,或许是去考察它的外交目标和成果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1937年以后,中国政府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运用切外交手段去保证它可以进行抗战。虽然几乎没有一位中国领袖曾经负责任地说要在战场上击溃日本,但是他们认为只要中国能够持久抵抗,或许最终可以强迫日本知难而退放弃侵略。在此时刻,中国把全部外交精力都灌注在实现这个愿望之上,凌驾一切其他考虑。
中国政府也知道,仅靠中国本身国力无法达成此一愿望,而它又缺乏其他手段可以从别的国家取得支持。因此,它务实的指望是靠自己“苦撑等到国际事务有一天出现重大变化,创造对中国有利的条件。如果我们用这种尺度去衡量中国当时外交政策的话,或许可以得到一个比较中肯的结论。特别是当我们发现中国在推行它的外交政策时,并没有在关键时刻违背国际正义原则。比如说,它在处理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芬兰的被人侵事件时,宁可开罪强国也不背信弃义。

因此,他们远在西方国家领袖尚未认识到局势严重性时,就预测到日本将入侵东南亚,并且试图推动国际性的合作计划。他们甚至在1939~1940年就已经开始思考抗战结束后的国土重建问题。其结果是,中国政府在面临全球一连串天崩地裂的突发事件时,一直抗拒德国和意大利的引诱和日本的劝和(诱降),也压制住自己内心对于西方国家多年来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在国际事务上罔顾道义出卖中国利益的劣迹所累积下来的极度怨愤,依然小心谨慎地固守中国本身的立场。尽管西方国家大多数时间对中国视若无睹,但是中国依然下定决心要加入它们的阵营。只有等到美日战争爆发时,中国的政策才获得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