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以色列访问的人也许会以为这种高度控制的限制性法律和政策并不受欢迎，尤其是在该国的社会主义政党濒临崩溃，人民普遍指责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情况下。但结果却恰好相反。以色列人普遍认为在水资源方面的集权做法是本国成功实现节水的秘诀。以色列人已经接受了这种妥协。在水资源方面，他们交出了私人所有权和市场经济的效益，来实现一种能够广泛使用高质量水源的系统。公众赋予政府权力来以公众的名义管理、管制、定价并分配水，因为他们相信公共利益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以色列的水系统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

这种不断演变的集体所有权在1959年的《水法》中顺理成章地达到了顶峰。该法律赋予政府“广泛的权力来控制并限制用水个人的活动，以便促进并保护公共利益”。所有的水资源都变成了国家控制下的公共财产。土地所有权不会赋予土地所有者地表上下或其旁的任何水资源的权利。因此，只有在合乎法律的情况下才会允许个人或私人用水。《水法》甚至还规定，希望所有公民“高效、节约地”使用他们得到的水。
公众默许这种国家控制在建国初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政府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而当这个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初衷时，人们可能会期望《水法》也会被修订或废除。但是，水的所有权继续被完全控制在“人民”（也就是政府）的手中。甚至在公有工业和资产经过几轮私有化之后，也没有人呼吁让水资源成为自由市场商品。如今以色列资本主义经济生机勃勃，但是水资源依然由政府控制、采用集中计划方法管理。西蒙·塔尔（Shimon Tal）是以色列2000年至2006年的水务委员会主任，他生动地描述了在以色列水是如何完全处于国家权力控制之下的。“当然，政府控制了加利利海［以色列最大的淡水湖］的所有水，还控制了所有的蓄水层，”他说，“但是，如果你在雨季开始时在自家的房顶上放一个水桶，你拥有房子和水桶，但是水桶里的雨水是政府财产——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得到收集这种雨水的许可，你在技术上违反了《水法》。一旦雨点触及地面或水桶，它便是公有的。”

让水成为人们的公共财产，这是犹太复国先驱们和年轻的以色列国做出的决策中，对以色列的水文化影响最大的一个。在美国，水是一种私人财产，而在以色列，水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由为全体人民利益服务的政府所掌握。于是，可用的水资源根据政府所认定的最佳用途进行分配。国家对水的控制通过一系列法律进行规定，这些法律确定了以色列集中治水的哲学。这些关于水的法律也在以色列成功节水的实践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色列议会通过了3个法律，为1959年的变革性《水法》奠定了基础。1955年通过的第一个法律禁止在这个国家任何地方掘水，甚至土地产权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未经事先许可也不能这样做。私有产权屈服于政府控制。
第二个关于水的法律也是于1955年通过的，该法律禁止对水进行任何分配，除非是通过水表计量供水。该法律也要求所有公用事业单位分别安装水表来衡量供给每个家庭或企业的水量。这种精细的数据收集方式让以色列领先信息科技爆炸几十年（这种计量基础设施多年以后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价值），而且在公民的用水模式中又确立了政府的干预性角色。在1957年，以色列议会又通过了第三个关于水的法律。1955年的掘水法律中规定了对地下水的控制，而这个新法律则涉及广义的地表水。该法律不仅置江河中的水于政府控制之下，而且还管辖雨水。甚至连以色列家庭中流出的污水的所有权也归政府。该法律禁止在没有事先得到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分流这些水的任何部分。该法律还规定，如果农民的牲畜在放牧过程中穿越一条水道，即使在自家的土地上放牧，农民也必须事先获取许可。个人利益又一次服从政府控制。

以色列人并非固执的节水狂热分子，而是他们普遍意识到需要对水抱有崇敬之意，不能视而不见，以为理所当然。这种水危机意识文化部分是由环境造成的，因为以色列大部分地方都是沙漠，其余地方则是半干旱地区，旱灾屡见不鲜。尽管如此，单单是自然环境不能充分解释这种高度重视水资源及其宝贵性的民族意识。
虽然今天以色列大部分犹太人没有严格遵循宗教礼仪，但文化和传统的影响是经久不衰的。让犹太人在两千年中得以从流亡四方到复兴故国的宗教文化里，对雨露形式的水资源的敬畏之情比比皆是。
从语言角度来说，《希伯来圣经》这个文本中有关水的词汇比比皆是。“露水”这个词被提及35次，“水灾”出现61次，而“云”则出现了130次。“水”这个词本身在《希伯来圣经》中出现了600次。
不仅“雨”在犹太人的圣书里被提及将近100次，每年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下雨甚至还有特定的希伯来词汇——这些词汇在现代希伯来文中依然使用。如果说因纽特人有多个有关雪的词语是因为他们身边一直白雪皑皑，犹太人关于雨有多个词语则是因为圣地上雨水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