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不待言,今日没有什么与艺术相关的东西是不言而喻的,更非不思而晓的。所有关涉艺术的东西,诸如艺术的内在生命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甚至艺术的存在权力等等,均已成了问题人们原以为直觉与朴素艺术方法的丧失,会从记事填补诸多无限可能事物之空白的一种俱增的反思趋向那里得到补偿。然而,事情并不如愿。乍一看来像是艺术的扩展,到头来则转化为艺术的萎缩……

艺术批评给艺术设立的一个准则就是它应该能“强迫人信服”(弗雷德),而这种坚持意味着美学被要求承载太多道德和政治负担。也就是说,这一大批艺术家和批评家在艺术和批评讨论中纳入了或者说升华了一部分道德和政治问题。“所有问题说到底都是道德问题。”罗斯回想道;后来她又前言不搭后语地说道:“既然你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中得到什么发展,如果你继续相信社会公义或是相信辩证思维,那么你就要在其他地方实践你的信念,那个地方当然就是《艺术论坛》了。”
弗雷德在1965年的一篇文章中试图为道德和政治转移辩护;他的这篇文章是关于他在哈佛组织的一场展览,《三位美国画家肯尼思·诺兰德、朱尔斯·奥列斯基和法兰克·斯特拉》。首先他提到政治:

(现代主义的辩证)其重要性起码相当于建立一场永久的改革——之所以说是永久的是因为它决心对自已进行激进的批判。难怪这一理念从没有在政界成功实现过;但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现代主义绘画的发展也许已经能够符合以上的描述。

然后他谈到道德：

现代主义绘画越来越脱离社会关心的问题,但同时它也奇异地依靠这样的环境得以发展,靠这些实际的辩论它才得以来到世间,而现在这些辩论已经吸收了越来越多道德体验的厚重结构和复杂性也就是生活本身;但这种生活不是人人都想要的:必须持续地保持智力和道德上的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