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的人物用的是化名,大院和市场大部分用的是拼音代号。书中的数据和细微情节也不完全是精确的。这一是因为我无法对一些数据进行统计,也不便于核查一些细节;二是我为安全考虑,有意将部分细节模糊化。但这些都不太会影响我们对“浙江村”的理解。我在“浙江村”调查的时间越长,我对精确性的追求也越低——我们对生活的真正理解其实从来不是靠“精确性”达成的。

不同的互动方式得到的是不同的理解。如果把自己看成专家,按着某些所谓调查方法的教条来和对方互
动,那你得到的只能是教条本身和它的副产品。
在我调查的前5年中,我从来没想到要写这本书。我只是对这个事情感兴趣;我只是觉得我们需要对它增强了解。我观察持续这么长时间,也是因为我“走进”了它的生活。很多事情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去看,去说。这使得我的整个调查基本上没有任何设计,是一个彻底开放的了解过程。这是它的“不规范”或者说“不科学”,但也是它的特色所在。

1994年底开始,我又有了新角色:社会工作者。具体地说是“北京大学(学生)浙江村’社会工作小组”的负责人。要做的事情是帮助京温中心的工商户组织“爱心小组”(参见第八章),给他们出点子,帮助他们建立和发展组织。我的前两个角色多少还属于“外人”,要么是朋友,要么是帮忙的,而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使我更深地卷人了他们的生活。这段经历对我理解“浙江
村”是不可或缺的。它让我细致、生动地看到“浙江村人”这个新群体的潜在的愿望;看到他们面对既定制度的策略和想法。这段经历也让我体会到,“社会”决不是我所直接可见的这个平面,它随时都蕴涵着无数的可能。这些可能是很难用理论进行推导的。当事人在事先也并不能意识到这些可能性。而理解这些潜在的可能,正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这样的“潜在的可能”不能来自简单的“观察”,而只能来自“体察”。

温州本地和“浙江村”的发展中,都有大量的“擦边球”(不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作法),甚至被国家明令禁止的作法。人们对当时的宏观场景不是没有察觉,他们也担心:国家会干涉吗?”但是这并不直接决定人的行为。他们会去“商量”。商量的结果,其实就是对国家政策,及自己行为和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的再解释和再定义,塑造了人们最后的行动。不同的系,有不同的商量结果,也就产生不同的行动。(在系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推心置腹地商量,有的是切近的参考者,有的是信息的提供者。)“知道”不等于理解,“觉察”不等于判断。系就把外在的场景重新定义, 使之具体化,变为人们日常操作的组成部分。
对内,系把外在的事件“转译”成人的具体意识,对外,它又“输出”人们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同时,人又将不断改变系本身。这个从人们的日常行动里观察到的范畴,也正好能够在分析上充当人与较大社会环境作用的中间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