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的人物用的是化名,大院和市场大部分用的是拼音代号。书中的数据和细微情节也不完全是精确的。这一是因为我无法对一些数据进行统计,也不便于核查一些细节;二是我为安全考虑,有意将部分细节模糊化。但这些都不太会影响我们对“浙江村”的理解。我在“浙江村”调查的时间越长,我对精确性的追求也越低——我们对生活的真正理解其实从来不是靠“精确性”达成的。

不同的互动方式得到的是不同的理解。如果把自己看成专家,按着某些所谓调查方法的教条来和对方互
动,那你得到的只能是教条本身和它的副产品。
在我调查的前5年中,我从来没想到要写这本书。我只是对这个事情感兴趣;我只是觉得我们需要对它增强了解。我观察持续这么长时间,也是因为我“走进”了它的生活。很多事情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去看,去说。这使得我的整个调查基本上没有任何设计,是一个彻底开放的了解过程。这是它的“不规范”或者说“不科学”,但也是它的特色所在。

1994年底开始,我又有了新角色:社会工作者。具体地说是“北京大学(学生)浙江村’社会工作小组”的负责人。要做的事情是帮助京温中心的工商户组织“爱心小组”(参见第八章),给他们出点子,帮助他们建立和发展组织。我的前两个角色多少还属于“外人”,要么是朋友,要么是帮忙的,而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使我更深地卷人了他们的生活。这段经历对我理解“浙江
村”是不可或缺的。它让我细致、生动地看到“浙江村人”这个新群体的潜在的愿望;看到他们面对既定制度的策略和想法。这段经历也让我体会到,“社会”决不是我所直接可见的这个平面,它随时都蕴涵着无数的可能。这些可能是很难用理论进行推导的。当事人在事先也并不能意识到这些可能性。而理解这些潜在的可能,正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这样的“潜在的可能”不能来自简单的“观察”,而只能来自“体察”。

温州本地和“浙江村”的发展中,都有大量的“擦边球”(不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作法),甚至被国家明令禁止的作法。人们对当时的宏观场景不是没有察觉,他们也担心:国家会干涉吗?”但是这并不直接决定人的行为。他们会去“商量”。商量的结果,其实就是对国家政策,及自己行为和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的再解释和再定义,塑造了人们最后的行动。不同的系,有不同的商量结果,也就产生不同的行动。(在系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推心置腹地商量,有的是切近的参考者,有的是信息的提供者。)“知道”不等于理解,“觉察”不等于判断。系就把外在的场景重新定义, 使之具体化,变为人们日常操作的组成部分。
对内,系把外在的事件“转译”成人的具体意识,对外,它又“输出”人们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同时,人又将不断改变系本身。这个从人们的日常行动里观察到的范畴,也正好能够在分析上充当人与较大社会环境作用的中间环节。

可能有人会认为,我写的只是我最初步的调查记录,还没有经过“思维的加工”,尚属“前科学”阶段。
那么,这种叙述方式的学术“合法性”在哪里,为什么能把它叫作一个人类学报告?这么写的必要性又有哪些呢?
首先,我这么写无非是“回到了事实”。一个人类学调查者写的东西难道不是单个的“我”所看到的吗(但在以往的人类学报告里用的是“我们”)?在我们观察社会和他人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难道不是各种个别化的事实吗(但是过去用的总是“他们”)?我想凡有人类学实地调查经验的人都会同意,随同一个小组进入社区远比单枪匹马进入困难,而用所谓“座谈会”的办法—即把被调查者按调查者的意愿组合成“他们”——来搜集材料更是荒唐的。也就是说,人类学的理解更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个别的交流之上,以往报告中的“我们”、“他们”这些“代言人”是不真实的。我想有过大部分实地调查经验的人会同意我第一章中说的“在互动中认识对方”,只不过是愿不愿意把这个过程
真实地反映到文本中而已。
在西方近来“后现代人类学”和有关“实验民族志”的论说中,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不少讨论。尤其是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对以为的民族志文本作了文学批评式的分析,指出了在民族志写作中许多被制度化了的虚假现象。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便是人类学者把自己扮演成全知全能的上帝,隐身遁形而洞察一切。
但是光说“回到事实”还不能解决问题。让研究者出现在文本中,并把研究的个性特征和主观特征表露出来,这固然是反映了一方面的事实,但这样的人类学写作还能不能算是“科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