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人会认为,我写的只是我最初步的调查记录,还没有经过“思维的加工”,尚属“前科学”阶段。
那么,这种叙述方式的学术“合法性”在哪里,为什么能把它叫作一个人类学报告?这么写的必要性又有哪些呢?
首先,我这么写无非是“回到了事实”。一个人类学调查者写的东西难道不是单个的“我”所看到的吗(但在以往的人类学报告里用的是“我们”)?在我们观察社会和他人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难道不是各种个别化的事实吗(但是过去用的总是“他们”)?我想凡有人类学实地调查经验的人都会同意,随同一个小组进入社区远比单枪匹马进入困难,而用所谓“座谈会”的办法—即把被调查者按调查者的意愿组合成“他们”——来搜集材料更是荒唐的。也就是说,人类学的理解更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个别的交流之上,以往报告中的“我们”、“他们”这些“代言人”是不真实的。我想有过大部分实地调查经验的人会同意我第一章中说的“在互动中认识对方”,只不过是愿不愿意把这个过程
真实地反映到文本中而已。
在西方近来“后现代人类学”和有关“实验民族志”的论说中,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不少讨论。尤其是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对以为的民族志文本作了文学批评式的分析,指出了在民族志写作中许多被制度化了的虚假现象。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便是人类学者把自己扮演成全知全能的上帝,隐身遁形而洞察一切。
但是光说“回到事实”还不能解决问题。让研究者出现在文本中,并把研究的个性特征和主观特征表露出来,这固然是反映了一方面的事实,但这样的人类学写作还能不能算是“科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