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浙江村”的“跨越边界”有它自己的特点：
一、它不仅和外部的经济体系“联结”,而且积极地改变外部的经济社会格局。“浙江村”对北京乃至中国的服装市场的改造是有目共睹的。
二、它不仅是把流入地和流出地联结在一起,而且形成了覆盖全国乃至辐射国际的“流动经营网络”。“浙江村”既是可见度极高的,又不是有明确边界、可以一把抓得住的实体。
三、“浙江村”与其说是把本来完全分隔的社会体系连接在一起,不如说是从原有高度统一的社会中分离出来,即我们在上面强调的“体制之外”的含义。
这样,“浙江村”超越了地理上的边界,也超越了组织体系(党团组织、城市的“单位”、农村的社区组织),行政体系(逐级负责,条块配合)和身份体系(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是农民还是工人)等,一系列更隐蔽也更深刻的社会边界。上面所说的“浙江村”不能为人们的想象秩序所接受,就是这一事实的综合体现。
“边界”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持是有重要功能的。越是静止、凝固的社会,它内部的社会边界也就越明显,越不可逾越。按中国人的说法,不分出个父子君臣,高低上下,岂不是“乱了套”。对以往的社会边界的超越,意味着局部的新秩序,和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形成。也意味着对总体社会的新秩序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