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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至今的真实“北漂”史。转型中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经济与社会。北京“浙江村”与“浙江村人”三十年生活记录研究。 “浙江村”,20世纪80年代起渐次于北京天安门以南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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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的 南苑地 区汇聚成形。30年来,其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特殊面貌、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演变,已成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体制、权力与政策的鲜活样本。 作者借同乡之便,于90年代中期6年时间里对“浙江村”进行实地调查,深入“浙江村人”的日常生活,以近乎白描的写作手法,细致呈现了“浙江村”这一流动群体的落地、发展和变化中的诸多细节。对于“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浙江村人”作为“外来人口”在北京的生活、生产经营、乡情民愿、与流入地及户籍所在地管理部门的互动等等,均加以极近距离的分析记录。 本书时隔20年后修订再版,除对前版内容进行补充订定外,于新增序言部分特别回顾了“浙江村”和中国社会自2000年以来的变化,对“正规化”及“分割—攫取模式”进行了分析阐述。同时为便于历史比照,增绘了2017年“浙江村”疏解前分布示意图。
[ 收起 ]
作者:项飙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定价:68.00元
ISBN:978780768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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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杏
2020-10-07 21:29:00 摘录
科学可以而且应该有多种形式。在传统上,我们所持的是“支配性”的知识观,即认为科学的用意在于“把握”、支配
客观世界。尽管这个科学观所说的“世界”同时包括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人文世界,但是它强调,当这些现象成为被研究的对象时,它们是独立于思考者之外而存在的,彼此是完全分离的。在表述形式上,它将努力表现为一系列严密、清晰、彼此有逻辑关联的命题。
而我认为,人类学(其他的社会科学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如此)应该是一种“理解的知识”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并不是建立在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能力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如果我对这个概念没有理解错的话)的基础上的,最简单地说,就是“人和人是可以互相理解的”这一预设之上。“这个世界上最难以理解的事情是这个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人和人是怎么可以互相理解的,也是同样具有魅力和挑战的问题。“人可以理解世界”这句话可以看作自然科学的出发点,“人可以理解人”可以作为人文思考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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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杏
2020-10-07 09:19:29 摘录
碰头会形成八点意见。由召集人最后总结:
一、抓好大院内部管理,包括自己动手拆掉最碍眼的那部分。“北京人那么兴师动众地来,没一点成效他们是不肯,我们就认个输,自己动手,对他们也是个安慰。”
二、组织几个人搞个调查,究竟有几个大院,住在大院里的共有多少人,投资了多少钱等等,作为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报告的基本材料。
三、成立由各大院联合组成的“风险互助基金”,但行政机构(办事处和联络处)不参与此事的管理,由各院院主成立联合管理委员会。
四、发动新闻媒介的力量,动员温州籍的在京记者出面帮忙。
五、联合各市场老板。因为市场也是临建,也有危险。
六、办事处和联络处再与丰台的有关部门加强联系,了解北京方的动态。
七、做好各种思想准备,互相加强联系,有信息尽快通报,避免措手不及。
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家都找自己的渠道,向上面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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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将芜胡不归
2019-02-25 19:14:52 摘录
但是,“浙江村”的“跨越边界”有它自己的特点:
一、它不仅和外部的经济体系“联结”,而且积极地改变外部的经济社会格局。“浙江村”对北京乃至中国的服装市场的改造是有目共睹的。
二、它不仅是把流入地和流出地联结在一起,而且形成了覆盖全国乃至辐射国际的“流动经营网络”。“浙江村”既是可见度极高的,又不是有明确边界、可以一把抓得住的实体。
三、“浙江村”与其说是把本来完全分隔的社会体系连接在一起,不如说是从原有高度统一的社会中分离出来,即我们在上面强调的“体制之外”的含义。
这样,“浙江村”超越了地理上的边界,也超越了组织体系(党团组织、城市的“单位”、农村的社区组织),行政体系(逐级负责,条块配合)和身份体系(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是农民还是工人)等,一系列更隐蔽也更深刻的社会边界。上面所说的“浙江村”不能为人们的想象秩序所接受,就是这一事实的综合体现。
“边界”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持是有重要功能的。越是静止、凝固的社会,它内部的社会边界也就越明显,越不可逾越。按中国人的说法,不分出个父子君臣,高低上下,岂不是“乱了套”。对以往的社会边界的超越,意味着局部的新秩序,和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形成。也意味着对总体社会的新秩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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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将芜胡不归
2019-02-25 18:57:22 摘录
聚合性”是个模糊的概念。我大致把它归结为三个指标:一是在社区内部人和人互动频次的高低和深度如何。也就是人们的互相依赖性如何;二是社区内部分工程度和服务的专业化水平的高低;三是在主观意识上,有没有形成关于自己社区的较强的概念,和认同程度的高低。比如“浙江村”有自己的一套历史,和一些共同的故事,而在北京西北侧的“安徽村”,人们只觉得大家是临时“凑”在一起而已。这三个指标,涉及了人际互动、结构特征和主观意识三个层次,而且它都具有很强的可观察性,便于对不同的社区进行区分。所谓“开放性和辐射能力”,包括两点:一是其日常活动的半径有多长,二是社区和外部形成的关系的深度如何。比如长期合作的关系就比临时买卖交易的关系要深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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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将芜胡不归
2019-02-25 18:56:03 摘录
我们在这里讨论了两对“辩证关系”。(一)人的行动是在关系中形成的,但人又是有主体性的,能把握、计算和创造关系。(二)我们反对个人主义的个人观,但又强调人的行动和意识有统的一面。这两点概括起来,我所要强调的就是:行动者本身是在和关系的互动中不断被塑造的。塑造自己,编织关系,和塑造社会是同一个过程。
这并不是鸡生蛋蛋生鸡的说法,因为人所遭遇的关系是有先后的,人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强调的是行动者、关系丛和社会结构在“过程”上的统一性,而不认为它们是所谓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
对行动者和关系丛的关系的这一理解,既注意到了可观察性的问题,即我们完全可以从个人和制度开始观察,同时作为一个分析思路,它又使我们的理解能超越观察本身,看到被常识掩盖的东西。这使得这一思路在具体研究中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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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将芜胡不归
2019-02-25 18:27:27 摘录
讲到这一层,我们对前面所说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式的帮助也许又有新的理解。中国人“轮回”的时间观加上对社会的空间化的理解,产生了这样的历史观:现在的社会——一系列我和他人的关系—是随时有可能倒转的,现在我高你低的关系,随时有可能变成你高我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一类的历史感慨总是特别能引起我们的共鸣。“昔”与“今”的区别本身没什么含义,真正叫人感慨的是“王谢”和“百姓”的对立和流转。这中间又加上一个燕子的角色,燕子依旧,草木未改,要突出的是“物是人非”,这个“物是”,用意正是淡化历史的时间性。历史是关系的空间格局来回变化的过程。我们是以关系之间的变化,尤其关系的极端的逆转来理解社会和人生的变迁的,而时间本身不是一个重要变量。今天别人需要帮助,没准哪天我也落入他的境地。这是我们达成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并且愿意相互帮助的重要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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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将芜胡不归
2019-02-25 18:16:37 摘录
实际的锁住能力包含两个要素:一是方便地对对方进行监督,二是能及时调用一定的资源对对方加以制裁。如果在关系中再包含第种要素:有可能以较小的代价给对方相对大的打击,那么锁住能力就
更强了。越是关系近的人,越可“信任”,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关系越近,你越能迅速地察觉对方的问题,风起青萍之末,就可通过种种“不伤面子”的办法来纠正他;其次,关系比较近,你有关系的人也往往和他有关系,那么你所调用的资源,不仅对你来说是比较方便,对他也刚好是有“杀伤力”的。这个“杀伤力”包括多种方式,不一定是 Granovetter所说的“驱逐”。关系越近,可锁的能力也就越强。①我们感觉到的“信任”乃是它的表现。
在作者看来,建立一个稳定关系的实质意义,在于建立双方之间的制约。这个制约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对对方诱之以利,让对方对自己有兴趣甚至是依赖,这可算作软制约;二是硬制约,使对方的行为不敢轻易超越一个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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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将芜胡不归
2019-02-25 17:19:32 摘录
为什么基层政府一边和浙江村存在事实上的合作,一边又要在报告上否定它呢?原因在于:(一)他们是各职能部门(即所谓“条块管理”中的“条”),特别是公安口(如综合治理办公室)的干部,和“块”上的基层政府或者基层管理机构(如村)不一样,他们得到的利益比“块”上的少得多。“浙江村”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的效益,“块”上的政府是看在眼里的,但“条则不管。相反,该地的治安混乱、卫生条件差等等主要要由“条”来承担责任。地方基层管理机构(行政村或者“分公司”一类)和浙江人的合作,也使职能部门的很多管理职能无法落实。(二)就所得的利益而言,地方基层管理组织的利益往往是以介于非法和合法之间的手段得到的,比如出租地皮盖大院。但是“条”上的单位所得的利益具有更大的合法性。当时工商口也认为“浙江村”要严厉整顿,他们认为由大红门街道办事处所办的早市不接受工商的管理“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但再赶“浙江村”,也不可能把京温中心给端掉。所以“条”上的单位否定“浙江村”,并不直接危及它的利益。(三)“条”上的个别人得了好处,他们更不会公开提出要保护“浙江村”。他们主要从集中的几个人身上受惠,不会把这少数几个人和整个“浙江村”等同。而且为显示清白,越是这样的人,越要在这个时候高喊清理。最后,任何受命起草报告的政府单位,首先就要揣摩上级的基本意图。那个时候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处于相对特殊的状态,“整治”的思路占上风。可以说,在还没有进行调查的时候就可以确定,这份报告不可能是正面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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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将芜胡不归
2019-02-21 14:56:04 摘录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早期“浙江村”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在作坊内部,家庭成员即是雇工;作坊和作坊之间(也即亲友和亲友之间)紧密团结,互相帮忙,但是没有形成分工和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最早来的三“支”之间互相认识,但是在经济关系上没有交叉,来往不多。
刘、钱、姚不仅在地盘上立起了“浙江村”的桥头堡,也奠定了“浙江村”的产业基础:服装业。“浙江村人”做服装,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流出地有这样的行业传统。除了最早的刘泽波等人,后来者并不是因为他们会做衣服而来“浙江村”,而是认为服装市场大才来北京“投资”这个行业。技术不够,关系来凑。人们通过系内的合作解决了生手进入服装业的种种困难。这也促进了流动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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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修订新版序)让他们看到饱满的自己
序二 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 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
序三 2005 年英译版序言(节选)
第一章 引论:从日常行为的角度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奇怪”的社区
现代和传统
总体和具体
第二章 走进“浙江村”
创造中的社区
系
在互动中认识对方
“温州的大学生”
本书的写法
第三章 周家一日
看图说话:区位与扩张
两拨人
各人的年谱
住房、设备和投资
一天的生活
一天中的来客
两年以后
小姊夫家
第四章 1984:来到北京
史前史
哥伦布的故事
来到北京
松紧两条链
一起干
摆地摊—游击战
第五章 1986—1988:站稳脚跟
登堂入室
进攻
联手:出租和引厂进店之争
执照
发明代销
“无本生意”
能人、自己人和永嘉人
“不宜久留”
第六章 1988—1992:扩张
皮夹克热
定销
边贸
老外进村和发包
批发点
打通:“全国性流动经营网络”的形成
为什么扩散
布料市场
辅料市场
劳务市场
资金市场
“家”还是“家乡”?
改造家族
生活体系
居住格局
纠纷的解决
“打天下”
房东和房客
逃跑
第七章 1992—1995:乱里挣钱
进入大商场:关系的艺术
大转包
小转租
营业员
“京温”故事
市场热和摊位热
新招数
办手续
保护人
生意圈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
大院
多人合作和多向投资
乱极了
自卫组织和公安系统
帮派的形成
帮派组织
帮派和大人物
联络处和联防队
第八章 1995:波折和回潮
建立爱心小组
“搭架子”和合同策略
对弈策略的挫折
刘家大院
风波乍起
突然的变化
自拆阶段
强行拆除
3 个月以后……
大院卷土重来
新热点
第九章 讨论:关系丛
分离和重叠
大小相配——社区的基本格局
“锁住”
亲友锁客户
关系丛
关系中人
比较:开放下的聚合
第十章 未来:新社会空间
新空间
“套”
跨越边界的社区
后记:理解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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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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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还是“家乡”?
改造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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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认为,人类学(其他的社会科学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如此)应该是一种“理解的知识”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并不是建立在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能力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如果我对这个概念没有理解错的话)的基础上的,最简单地说,就是“人和人是可以互相理解的”这一预设之上。“这个世界上最难以理解的事情是这个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人和人是怎么可以互相理解的,也是同样具有魅力和挑战的问题。“人可以理解世界”这句话可以看作自然科学的出发点,“人可以理解人”可以作为人文思考的缘起。
一、抓好大院内部管理,包括自己动手拆掉最碍眼的那部分。“北京人那么兴师动众地来,没一点成效他们是不肯,我们就认个输,自己动手,对他们也是个安慰。”
二、组织几个人搞个调查,究竟有几个大院,住在大院里的共有多少人,投资了多少钱等等,作为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报告的基本材料。
三、成立由各大院联合组成的“风险互助基金”,但行政机构(办事处和联络处)不参与此事的管理,由各院院主成立联合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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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家都找自己的渠道,向上面叫。
一、它不仅和外部的经济体系“联结”,而且积极地改变外部的经济社会格局。“浙江村”对北京乃至中国的服装市场的改造是有目共睹的。
二、它不仅是把流入地和流出地联结在一起,而且形成了覆盖全国乃至辐射国际的“流动经营网络”。“浙江村”既是可见度极高的,又不是有明确边界、可以一把抓得住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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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持是有重要功能的。越是静止、凝固的社会,它内部的社会边界也就越明显,越不可逾越。按中国人的说法,不分出个父子君臣,高低上下,岂不是“乱了套”。对以往的社会边界的超越,意味着局部的新秩序,和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形成。也意味着对总体社会的新秩序的要求。
这并不是鸡生蛋蛋生鸡的说法,因为人所遭遇的关系是有先后的,人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强调的是行动者、关系丛和社会结构在“过程”上的统一性,而不认为它们是所谓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
对行动者和关系丛的关系的这一理解,既注意到了可观察性的问题,即我们完全可以从个人和制度开始观察,同时作为一个分析思路,它又使我们的理解能超越观察本身,看到被常识掩盖的东西。这使得这一思路在具体研究中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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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钱、姚不仅在地盘上立起了“浙江村”的桥头堡,也奠定了“浙江村”的产业基础:服装业。“浙江村人”做服装,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流出地有这样的行业传统。除了最早的刘泽波等人,后来者并不是因为他们会做衣服而来“浙江村”,而是认为服装市场大才来北京“投资”这个行业。技术不够,关系来凑。人们通过系内的合作解决了生手进入服装业的种种困难。这也促进了流动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