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结处所诞生的自由民主制并非完全是一个“现代”产物。倘若民主和资本主义体制要想顺风得水,必然要和某些前现代的文化习俗和睦相处。法律、合同和经济理性是后工业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它们必须和互惠、道德义务、共同体责任以及信任一起孕育发酵,而这些因素往往根植于习惯而非理性计算。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这些因素绝非明日黄花,而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

这三个例子说明,倘若没有结成共同体的习性,人们便无法利用唾手可得的经济机会。问题根源是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Coleman)所说的“社会资本”的匮乏:即群体或组织内部的人们为了某些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人力资本的概念早已常见于经济学家的论述,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因为时至今日,资本已经不再只关乎土地、工厂、机器,而是关乎人的知识和技能。科尔曼认为除了技能和知识之外,人力资本很特别的一部分是人们构建相互联系的能力,这一点不仅对于经济生活至关重要,而且与社会存在的其他方面都息息相关。结社的能力取决于共同体内规范和价值共享的程度,并且它能让个人利益服从全体利益。价值共享缔造信任,而信任则具有巨大的且可衡量的经济价值。

由此可见,经济行为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由各种习俗、规则、道德义务以及其他各种习惯连缀在一起,塑造着社会。本书将会证明,一个国家的繁盛和竞争力是由某一普遍性的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即社会本身所固有的信任程度。这是我们从经济生活的考察中所获得的宝贵一课。

我们在工作场合与他人产生相互联系,并从中获得满足。这样的满足感源于人类寻求承认的基本渴望。我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指出,每个人类个体都寻求他人承认自己的尊严(例如,对他/她的价值进行恰当评估)。的确,这一驱动力是如此之根深蒂固,如此之不可或缺,以至于成为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引擎。在早先时代,这种寻求承认的欲望主要体现在军事战场上,王侯贵胄为争权夺位而展开血腥的厮杀。在现代社会,寻求承认的斗争从军事转向经济领域,因此产生的良性社会效应是创造而非摧毁财富。超越物质层面,经济行为往往是为争取承认,而非仅仅为满足物质
需要。正如亚当·斯密( Adam Smith)所说,物质需要无外乎若干种,且容易满足。工作和金钱作为身份、地位以及尊严的基础要重要得多,这一点对于媒体帝国的缔造者抑或是新晋升的工头都有同样的意义。这样的承认是无法通过个体获得,它必须要置于一个社会环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