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先前出版的书中,我较深入地阐述了,通常被视作经济动机的,其实不是理性欲望,而是寻求承认的欲望的表现。自然的欲望和需求并不多且容易满足,尤其是在现代工业经济的环境下。
我们工作和赚钱的动机,与这些行为所能带来的承认联系更为紧密,金钱不是物质的标志,而是社会地位或社会承认的标志。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中写道:“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虚荣,而非闲适或者愉悦。”工人为争取更高薪金而罢工,并不单纯因为他贪婪,想要获取所有能够得到的物质享受;相反,他是在寻求经济上的正义,即他的劳动应当取得跟他人相比公平的报偿;换句话说,他的劳动的真正价值得到承认。同样,创业家建立企业帝国,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花掉他们赚来的几亿美元而是因为他们希望被承认为新技术或服务的发明者。

理性的欲望或多或少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理性功利最大化相对应:无止境地积累物质财富,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欲望和需求。寻求承认的欲望则并没有物质目标,而只是寻求在他人的意识层面上提高对其价值的评估。所有人都相信他们有某种与生俱来的价值和尊严。当这个价值未被他人充分承认时,他们会恼怒;当他们未能达到他人的评价时,又会觉得羞愧;只有他们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时,才会感到由衷的自豪。这种寻求承认的欲望是人类精神中异常强大的部分。恼怒、自豪和羞愧等情感,是政治生活中大部分政
治热情和动机的基础。寻求承认的欲望随处可见:譬如离职员工之所以气恼,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贡献未得到充分的承认;又譬如民族主义者之所以义愤填膺,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国家以与他国平等的地位被承认;反对堕胎的人之所以愤怒,是因为他觉得无辜的生命没有获得平等的保护;热衷于女权运动或同性恋权利的活动家之所以有热情,是因为他们要求自己群体的成员受到同样的社会尊重。由寻求承认的欲望产生的激情常与理性积累的欲望相冲突,例如某人不惜自由和财产报复错待他的人,再如一个国家为了国家尊严而
打付。

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我论述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可以理解为两大力量的共同推动。第一种力量是理性的欲望,在这种欲望下,人类企图通过财富的积累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第二种力量也是历史进程中同样重要的动力,即黑格尔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希望自已从根本上作为自由的、道德的存在而被其他人承认。

充满活力、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对稳定的民主制度至关重要甚至在一个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它关乎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我论述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可以理解为两大力量的共同推动。第一种力量是理性的欲望,在这种欲望下,人类企图通过财富的积累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第二种力量也是历史进程中同样重要的动力,即黑格尔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希望自已从根本上作为自由的、道德的存在而被其他人承认。

不管如何,中国儒家思想的真正内涵从来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杜维明所谓的“儒家个人伦理”。这一伦理教育的核心是,将家庭神化为所有社会关系中的最高者。对于家庭的责任高过其他责任高过对君王、上天以及其他任何现世或神圣权威的义务。

在这个节骨眼上,家族生意面临着关键性抉择:究竟是设法在家族范围内维持对企业的控制,这常常意味着保持既有的小规模,还是放弃控制而实际上成为被动的股东?如果选择后者,家族生意则让步给现代公司组织形式。职业经理人取代创始家族的成员,前者的选择并不基于血缘而是他们在某方面的管理特长。企业变得制度化,超越任何个体的控制而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家庭企业常常照旧行事的决策结构,让位给有着结构化职权阶梯的正规组织模式。人们无须再直接向公司创始人汇报,因为新建立的中层管理人员的等级制度将顶层决策者与超负荷的底层信息相互隔绝。最终,运营大型业务所必需的复杂度,要求公司发展出由独立部门分担责任的去中央化的决策形式,管理高层可以将其作为独立的利润中心来看待。

15世纪跨洋商贸的发展基于大帆船的发明,它可以在海岸线以外的深水域行驶。但其发展同样基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通过这一公司形式,个人可以将他们的资源汇总,并且分担大型海运的资金风险。19世纪中期,美国大陆州际的铁路线发展需要大型等级制公司以及分散于各地的经理人员。这一类的商业在之前都是由家族所有和运营的。但是家族企业不仅无法保证火车准点运行,而且不能保证运行到同一轨道的火车不发生相撞,例如在1841年马萨诸塞和纽约之间那场声名狼藉的事故。在20世纪初,亨利·福特将汽车底盘放在移动的传送带上,然后将组装工作分割成简单、重复性的步骤,这一举措使得汽车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复杂如汽车的机械不再需要专业技师,而可以由几乎完全没有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工人来组装完成。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丰田一反福特的工厂制度,而将流水线运营的责任更多地交给了生产车间的工人,从而在全球汽车业竞争中成为国际品牌。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以“裁员”和“重组”为名实现了大规模改变。企业发现,他们可以更少的雇员来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这一变化和科技没有什么关系,其关键是雇员间的合作形式的改变。

毫无疑问,人类正如经济学家所言,在本质上是自私的,他们以理性的手段追求私利。但他们同样有着道德的一面,他们对其他人负有责任,这一面常常与他们的私利本能相冲突。正如“文化”这个词所揭示的,人们所奉行的更高级发展阶段的伦理规则是通过重复、传统和范例来滋养的。这些规则折射出更深层的适应理性;它们也可以服务于经济理性目标;在少数案例中,它们可能是理性共识的产物。但它们在代际之间是作为无理性习惯来传承的。这些习惯同时也保证人类永远不会如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般完全自私功利地行事。

更重要的是,当信息时代最为热忱的倡导者欢庆等级制和权威的垮台时,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信任,以及支撑它的共同道德准则。共同体是基于互相信任之上的,缺了信任,共同体不可能自发形成。等级制是必要的,因为在每一个共同体内部,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墨守道德准则。小部分人有明显的反社会性,他们意在通过欺诈和破坏来削弱或剥削群体。而更大一部分人则是搭便车者,作为群体的一员,他们一方面乐于从中获取利益,一方面又只为共同目标做出极小贡献。等级制是必要的,因为不能信任所有人可以一直按照内在的道德标准行事并且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倘若成员没有能够达到共同道德标准的要求,他们最终要通过具体的规则和奖惩来进行规范。这一点在经济领域是如此,在更广泛的社会中也是一样:要把货物或服务外包给不甚熟悉或者难以信任的人,代价是非常昂贵的,这也就是大型企业成立的原因。因此,公司往往愿意把承包商带入到自己的企业中来以方便直接监管,这一做法也更加经济。

历史终结处所诞生的自由民主制并非完全是一个“现代”产物。倘若民主和资本主义体制要想顺风得水,必然要和某些前现代的文化习俗和睦相处。法律、合同和经济理性是后工业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它们必须和互惠、道德义务、共同体责任以及信任一起孕育发酵,而这些因素往往根植于习惯而非理性计算。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这些因素绝非明日黄花,而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

这三个例子说明,倘若没有结成共同体的习性,人们便无法利用唾手可得的经济机会。问题根源是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Coleman)所说的“社会资本”的匮乏:即群体或组织内部的人们为了某些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人力资本的概念早已常见于经济学家的论述,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因为时至今日,资本已经不再只关乎土地、工厂、机器,而是关乎人的知识和技能。科尔曼认为除了技能和知识之外,人力资本很特别的一部分是人们构建相互联系的能力,这一点不仅对于经济生活至关重要,而且与社会存在的其他方面都息息相关。结社的能力取决于共同体内规范和价值共享的程度,并且它能让个人利益服从全体利益。价值共享缔造信任,而信任则具有巨大的且可衡量的经济价值。

由此可见,经济行为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由各种习俗、规则、道德义务以及其他各种习惯连缀在一起,塑造着社会。本书将会证明,一个国家的繁盛和竞争力是由某一普遍性的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即社会本身所固有的信任程度。这是我们从经济生活的考察中所获得的宝贵一课。

我们在工作场合与他人产生相互联系,并从中获得满足。这样的满足感源于人类寻求承认的基本渴望。我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指出,每个人类个体都寻求他人承认自己的尊严(例如,对他/她的价值进行恰当评估)。的确,这一驱动力是如此之根深蒂固,如此之不可或缺,以至于成为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引擎。在早先时代,这种寻求承认的欲望主要体现在军事战场上,王侯贵胄为争权夺位而展开血腥的厮杀。在现代社会,寻求承认的斗争从军事转向经济领域,因此产生的良性社会效应是创造而非摧毁财富。超越物质层面,经济行为往往是为争取承认,而非仅仅为满足物质
需要。正如亚当·斯密( Adam Smith)所说,物质需要无外乎若干种,且容易满足。工作和金钱作为身份、地位以及尊严的基础要重要得多,这一点对于媒体帝国的缔造者抑或是新晋升的工头都有同样的意义。这样的承认是无法通过个体获得,它必须要置于一个社会环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