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政治与经济的运作效率,往往与掌权者在位时间呈反比。体系内若
有超越个人的制度,可以减少“时间”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约束个人或集体长期把持利益的行为,终究会产生负面效应。

波兰历史学家亚当·米克尼克(Adam Michnik)说过,革命有两个阶段,第一为了自由,第二为了权力。第一阶段焕发出人性最好最纯洁的一面,第二阶段却释放出坏的一面。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如果晚年卡扎菲每天只待在自己的乐园里,听同样的几百号人狂热效忠,那么他在叛乱乍起时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说出“所有利比亚人都爱我”这种话并不奇怪。执政40多年,年近七旬的他，真的相信。
最后一个被“卡里斯马”击中的，就是卡扎菲自己。类似情形,我在晚年阿拉法特身上看到过,周围幕僚利用软禁中的他谋取私利,比如安排他接受哪家媒体采访,从中勒索金钱。晚年阿拉法特也被架空了。这样的情形，下台前的穆巴拉克身上也可看见。他监控纸媒监控电视,竟然不知道把互联网管起来才是首要的。“80多岁了,他不懂什么网络,身边人只顾着自己捞钱……”一个埃及记者告诉我。等到民心思变的那一天,“神灵附体”的领袖们,总是最感惊讶的那一个。

还有那些自视为“革命主力”的中产者。革命因果南辕北辙,他们本可以彻底归隐到物质生活中去,但每一个人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寻求新的力量源泉。萨拉希望“20年后,曾经为革命付出代价的人,可以从体制内部改变”,效仿欧洲“六八一代”—20世纪60年代欧洲左派学生运动,吹喊着" Marching through the institution(进入体制内部寻求改变).20年后重写欧洲社会的政治与文化。但是“六八一代”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冽助力是“二战”后欧洲经济的迅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