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政治与经济的运作效率,往往与掌权者在位时间呈反比。体系内若
有超越个人的制度,可以减少“时间”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约束个人或集体长期把持利益的行为,终究会产生负面效应。

波兰历史学家亚当·米克尼克(Adam Michnik)说过,革命有两个阶段,第一为了自由,第二为了权力。第一阶段焕发出人性最好最纯洁的一面,第二阶段却释放出坏的一面。

《后美国世界》( The post American World)作者法里德.扎卡利亚,在早年他的另一本书《自由的未来》( The Future of Freedom)中,首先把这种现象称作“不自由的民主”( illiberal democracy)。
真正的民主是个套餐,不仅有显而易见的选举,还得有配套的司法独立、权力监督、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信仰自由、私产保护,等。这些总称为“自由”的护航措施有比较隐蔽的弹性,不像选举那样,“有还是没有”一望便知。
中文里的“自由”,常让人想起“无拘无束”,甚至“无法无天”“随心所欲”,而扎卡利亚在这里讲的“自由”恰恰相反,是一套细致缜密的法律保障。有了这套保障,选票才有价值。可惜的是,扎卡利亚慨叹,“以选举为特征的民主”横扫全球,“自由”却还只在西方徘徊。

选举、公投是查韦斯执政合法性的来源。可是在这里,民主的内容,变成了单纯的投票。“假设选举公正、公开,选出来的都是种族主义者、法西斯和分裂分子。”美国外交官理查德·霍布鲁克慨叹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这是个难题。”米洛舍维奇是人民选出来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选票都把好战者送进了总统府。战争不可避免。

采访结束,望着他们捧着书本远去的身影,忽然想起我在英国剑桥遇到的中国留学生。许多人不问时事,缺席公共生活,但在某一个时刻,还是可以看到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在他们身上投下的影子。若干年后,这些由不同世界塑造的中国留学生,又会塑造一个怎样的中国?拿中国作比我想不出哪个是D-Day或者V-Day,一切都像是一锅慢腾腾煮沸的红菜汤。

2013年11月开始的大规模抗议,始于学生,市民迅速加入季莫申科政党一开始却犹豫着要不要参与。反对党不再是群众运动的发起者,而是滞后的跟随者,这种状况近年在埃及等地都已经发生。传统的政党政治、代议制民主,遭遇了草根力量的逆袭。
在有的地方,主要反对党一旦加入,就会显示出它们无可比拟的动员能力,抢过抗争主导权。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一开始不知该不该参与示威但一加入动员,就在第一次选举中拿下总统职位。季莫申科政党把她的巨幅海报糊在广场最高最醒目的木架子上,不由分说往历史的脸上盖戳。

我和迈克斯都出生在1976年。那一年，中国现代革命领导者毛泽东去世了。第二年，中国开始反思个人崇拜，开始拆除毛泽东像。整个中国大地,毛泽东雕像骤减。40年过去,最近几年毛泽东像又开始回潮。塑像的命运，往往超越肉身，在历史轮回中起承转合。

当全世界的眼光聚焦克里米亚,谈论东西方阵营角力时,很少提及当地人口中只占到13%的鞑靼人。1944年,斯大林把全部克里米亚鞑靼人驱逐到中亚,惩罚他们“二战”期间与纳粹德国的合作。山蒂科夫一家就这么一直在乌兹别克斯坦流亡,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才回到克里米亚故土。20多年后,苏联长长的阴影再次投射到克里米亚。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历史,就是历史学家打架的历史。在俄罗斯看来乌克兰没有历史,它是19世纪德国、奥地利为了削弱俄罗斯捣鼓出来的一个“概念”。可是俄罗斯又把基辅当作自己的“母亲”,说自己的祖先是最早在基辅建都的罗斯国王。罗斯统治的地区也叫瓦良格,就是乌克兰卖给中国那艘航母的名字。
一些乌克兰和西方历史学家,质疑俄罗斯人是“罗斯后裔”。美国乌克兰史专家保罗·罗伯特·毛戈奇( Paul robert magosci)引用伯纳德·路易斯( Bernard Lewis)的话说,就像暴发户总是孜孜考证祖上显赫高贵的出身,14世纪至16世纪,当俄罗斯王朝达到鼎盛后,史官含蓄地嫁接了更加悠远的罗斯国历史。而罗斯国王本人,追根溯源是来自北欧的维京人。

历史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政治与经济的运作效率,往与掌权者在位时间呈反比。体系内若有超越个人的制度,可以减少“时间”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约束个人或集体长期把持利益的行为,终究会产生负面效应。

独裁政权特征之一,是给维护统治的“体制内”人员支付高于体制外民众的收入,以此维系忠诚。一旦这种好处丧失,就可能瓦解维护独裁的体系。看似铜墙铁壁的旧制,放大看来漏洞百出,崩溃起来也是一朝之事。

这些基本事实勾勒出了巴林的形象:解决了温饱,不愁吃喝;世界富裕国家之一,尽管跟邻居们还有差距;王室在教育、医疗上的投入也不少“改善民生”小有成绩。“国王富裕,我们贫穷”,只能用“不平等”来解释了。除了“玻璃天花板”，纳瓦夫还告诉我，什叶派穆斯林不能参军。巴林安全部门超过半数雇员是巴基斯坦人。什叶派占本国人口大多数,却要靠外国雇佣军维稳，其中形同水火的关系不言自明。

”求变”像一株野草,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里,也会有生长的无限可能。梳理埃及变天的原因时,埃及裔英国教授马哈·拉赫曼说,过去10年的有组织斗争固然重要,但学界往往忽视了另一种形态的抗议:即兴的、无组织的。家庭主妇集会反对食品涨价,出租车司机停车要求加薪。虽然不致引起强烈反响,但这些举动令示威“常态化”,“穆巴拉克”不再是不可撼动的禁忌。人们的胆子越来越大,终于“向畏惧发起无畏的进攻”。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这么一句结论:“对一个糟糕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是它开始了改革。”他认为,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实际上比之前更富裕、更开明,可是革命发生的时候,往往不在人民生活越来越坏的年头,相反,是在人们发现暴政压力减少、铁钳慢慢松开的契机——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有能力推翻暴政。

科威特宣布建造一座1001米的高楼。沙特在建的“王国塔”高1600米。卡塔尔迅速壮大自己的航空公司。迪拜“成功”的影子里,他们亦步亦趋。半岛上石油收入充盈的国家,也意识到天然资源并非水续,新能源革命迟早到来。如果要变,只有迪拜模式,最适合他们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
债务危机很快被遗忘,半岛上更多的盛宴在流动。马照跑,楼照起。就连沙特朝圣地区的古迹,也被拆掉盖起了酒店。当地盛行的瓦哈比主义相信,保留古迹将助长“偶像崇拜”,那是违反伊斯兰教义的现象。开发商们乐坏了,本来就不存在政治反对派,这下连宗教都站在了自己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