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法是对享乐的弃绝,它通过告诉你不能做什么而呈现自身但超我命令你享受你可以的事。换言之,超我“标志了一个点,在那里,被允许的享乐,享乐的自由,变成了享乐的义务”(FTKN:237)。

人不仅在生理上必须生存,在心理上也必须生存:他必须在心理上保持一定的平衡,否则就会丧失行为能力。对人来说,心理的平衡和生理的平衡同样重要,凡是与心理平衡有重要关系的事都是他的生存利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人必须保持一个定向架构,这是他必需的生存利益。人的行为能力必须以这个架构为指针,他的认同感也以这个定向架构为基础。如果有人用一些新的观念对他的定向架构提出质疑,他就会感受到严重的威胁,会产生反应行为,会用种种借口使他的反应合理化。他会说,这些新的观念是根本“不道德的”、“野蛮的”、“疯狂的”,或者使用其他能表达他的反感的词语,但事实上是因为“他”自己感受到了威胁。

市场把大量商品放在众人面前,而所有这一切都可望而不可即,因为没有人可以把源源不断的新东西全部买回家。生活在市场经济的人,是生活在双重悲剧下,始于无能感而终于匮乏感…我们被判定要劳苦工作以求取物质的满足。我们是从这一优越而又焦虑的人类状态,来回看猎人的生活
我们认为,现代人的工艺那么进步,尚且不能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
那么这些赤裸的野人,以他小小的弓箭过的是什么日子呢?我们把猎人配
上资产阶级的欲望冲动,手里则拿着石器时代的工具,我们当然会认为他
们生活得非常无望了。0
同匮乏并不是由工艺技术单方面决定的,它是技术与目的之间的一种
关系。我们可能认为猎人为了营生终日忙碌,他们的猎物有限,充分地使
用弓箭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事实上,猎人的工作比我们少得多,对
食物的需求量不大的,而且是间歇性需要的,他们有充足的空闲,每个人
在白天睡眠的时间比任何社会里的人都多…他们不但没有焦虑,反而深
信自己富裕,相信所有需要的东西(他们所要求的那些)都容易获得。即
使在艰难困苦的时候,他们仍旧有这个信心[婆罗洲的普南( the Penan of
Borneo)表达了同样的信念:“如果今天没有粮食,明天有质生活时,常有谬误的观念
发展,带有情感意义甚至道德意义地将衰败’二字用在这些器皿的制造者身上。器皿少或器
质比较差的地方的人就是‘极贫困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没有让考古学家得到想得到
的东西而已。”(S. Piggott,1960)

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逃跑比战斗更有益于自我生存。政治领袖或军事首领就不会觉得逃跑学说是开玩笑,他们会觉得它相当有道理。从经验上他们知道,人的天性似乎并不倾向于英勇,因此必须采取许多手段来鼓励他们去战斗，阻止他们为了保存生命而逃跑。
学历史的人会提醒我们,逃跑本能至少不比战斗本能的力量小。他会认为，在决定历史的因素中,最重要的角色不是本能性的侵犯,而是为了压制人的“逃跑本能”所采取的种种方法。他会想到,人类在社会上的种种安排、在意识形态上的种种努力,大部分是为了压制人的逃跑本能。为了让人对领袖的高等智慧产生敬畏,为了让他们相信“荣誉”的价值,必须用死来威胁他们。为了鼓励他们去作战,要想办法让他们害怕“懦夫”或“叛国者”的帽子,或者干脆把他们灌醉推入战场,或者用战利品、女人来诱惑他们。

人类的一切热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因为他想使生命有意义。要想使他产生变化,就必须让他能够找到一条新的道路,让他能够动员“促进生命的”热情,让他比以前更感觉到生命的活力与人格的完整,让他觉得比以前活得更有意义。这是唯一的道路。否则,你固然可以把他驯服,却永远不能把他治愈。话说回来,促进生命的热情固然会让人觉得更有力量、更欢悦、更有活力,人格也更完整,但是破坏与残忍仍旧是人类生存问题的一种答案,它的力量也同样强大。圣者是人性的,最严重的施虐症患者和破坏者也是人性的。生而为人,这是一种挑战,想找寻好一点的答案却失败的人,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扭曲了的人或病人,但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寻求拯救却误入歧途的人。

一种热情是在寻求爱和自由,这是主动的欲求另一种热情则想要破坏、残害、控制和屈服,这是动的驱力。本能纯粹是自然的产物,而性格根源的热情则是社会的、生物的与历史的产物。它们虽然并不直接有益于身体的生存,但它们和本能一样强烈,甚至更为强烈。它们是人生的基础;人的生活兴趣、热忱与兴奋都由它们产生;它们是人的基本材料,不但人的梦由它们组成,人的艺术、宗教和神话也由它们组成。总之,一切使人值得活下去的东西都是由它们组成的。人无法只像一个物体一样活下去，无法只像一颗从碗里抛出来的骰子。如果把人贬低成一个吃饭生孩子的机器，人就会痛苦不堪。即使丰衣足食、生活安定亦无济于事。人要求戏刷和刺激,如果他不能在高等的层面上得到这方面的满足,他就会去制造破坏性的戏剧。现在的思想趋势鼓励人们去接受一个观念:只有由官能的需要所产生的动机才是强烈的,换句话说,只有本能才有强烈的推动力。这是一种机械论的、还原主义的看法。如果我们抛弃它，而从整体主义的前提着眼。我们就会明白,必须把生命看做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生命的历程是这完整的有机体的整个历程,而人的种种驱力必须放在这个整体里才能得到恰当的了解。这些驱力的强弱,不是由某种特殊的生理需要来决定，而是由整个有机体的生存与生长的需要——生理的生存与生长和心理的生存与生长来决定。

可是,当我们想知道什么是人类的存在处境时,我们却会碰到更深的问题：人的本性是什么?什么使人之所以为人?目前社会科学的气氛不大适合我们对这些问题做正确的探讨。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哲学和宗教的问题，从实证主义的观点来看,它们是纯粹的主观思想,没有任何客观性。对于这点,稍后将做充分的反证,这里我只想简单地做一点说明:本书处理这些问题，是从“社会学—生物学”的观点出发。人类这个“类”,既然可以从解剖学、神经学和生理学方面为其做确定的定义,也同样可以从心理学上为其做确定的定义,因为人类有其心理需要,这些需要是与其“心理一生理”结构相呼应的。大家都承认,一切本能都是由这个结构产生的,我要说明的则是,人类本能的、性格根源的种种热情,也是由其生物结构产生的。这一理论基础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可以仔细讨论各种性格根源的、“恶性的”侵犯,特别是施虐症( sadism)和恋尸症( necrophilia)。施虐狂渴求无限制的控制另一个有情(有感觉的)生物:恋尸症患者则想毁灭生命,这种人被一切死的、腐烂的和机械的事物所吸引。在本书第三部,我分析了几个有名的施虐者和破坏者(海因里希·希姆莱和阿道夫·希特勒)的性格,希望借此帮助读者了解施虐症患者和恋尸症患者的性格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