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法是对享乐的弃绝,它通过告诉你不能做什么而呈现自身但超我命令你享受你可以的事。换言之,超我“标志了一个点,在那里,被允许的享乐,享乐的自由,变成了享乐的义务”(FTKN:237)。

“正常的病理现象”(E.From,1955)很少严重到成为严重的精神病,因为社会会制造解毒剂,来防止它严重化。当病理过程变成社会模式而众人共享的时候,就不再是个人的事。恰恰相反,患病之人在所有同病的人之间会安然自若。整个文明都与这种病态用齿轮结合着,安排种种办法来满足这种病态的需要。结果是,普通人并没有体验到像严重精神分裂症
患者那样的隔离与孤立,因为他们在同病者之间觉得自在。事实上,在这种疯狂的社会里,倒是那种不疯狂的人会觉得孤立—他甚至可能感受到严重的不能沟通。

人不仅在生理上必须生存,在心理上也必须生存:他必须在心理上保持一定的平衡,否则就会丧失行为能力。对人来说,心理的平衡和生理的平衡同样重要,凡是与心理平衡有重要关系的事都是他的生存利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人必须保持一个定向架构,这是他必需的生存利益。人的行为能力必须以这个架构为指针,他的认同感也以这个定向架构为基础。如果有人用一些新的观念对他的定向架构提出质疑,他就会感受到严重的威胁,会产生反应行为,会用种种借口使他的反应合理化。他会说,这些新的观念是根本“不道德的”、“野蛮的”、“疯狂的”,或者使用其他能表达他的反感的词语,但事实上是因为“他”自己感受到了威胁。

市场把大量商品放在众人面前,而所有这一切都可望而不可即,因为没有人可以把源源不断的新东西全部买回家。生活在市场经济的人,是生活在双重悲剧下,始于无能感而终于匮乏感…我们被判定要劳苦工作以求取物质的满足。我们是从这一优越而又焦虑的人类状态,来回看猎人的生活
我们认为,现代人的工艺那么进步,尚且不能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
那么这些赤裸的野人,以他小小的弓箭过的是什么日子呢?我们把猎人配
上资产阶级的欲望冲动,手里则拿着石器时代的工具,我们当然会认为他
们生活得非常无望了。0
同匮乏并不是由工艺技术单方面决定的,它是技术与目的之间的一种
关系。我们可能认为猎人为了营生终日忙碌,他们的猎物有限,充分地使
用弓箭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事实上,猎人的工作比我们少得多,对
食物的需求量不大的,而且是间歇性需要的,他们有充足的空闲,每个人
在白天睡眠的时间比任何社会里的人都多…他们不但没有焦虑,反而深
信自己富裕,相信所有需要的东西(他们所要求的那些)都容易获得。即
使在艰难困苦的时候,他们仍旧有这个信心[婆罗洲的普南( the Penan of
Borneo)表达了同样的信念:“如果今天没有粮食,明天有质生活时,常有谬误的观念
发展,带有情感意义甚至道德意义地将衰败’二字用在这些器皿的制造者身上。器皿少或器
质比较差的地方的人就是‘极贫困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没有让考古学家得到想得到
的东西而已。”(S. Piggott,1960)

我们须把动物的侵犯行为分为三种不同的形态:(1)捕食侵犯;(2)种内侵犯(对同种类动物的侵犯);(3）种间侵犯(对不同种类动物的侵犯)。
前面曾经提到过,研究动物行为的学者(包括洛伦兹)有一个相同的看法:捕食侵犯的行为模式和神经生理学程序与别的侵犯不一样,因此需要区别对待。
至于种间侵犯,大部分研究者都承认,动物极少毁灭其他种类的动物,除非它们感觉受到威胁,而且无法逃跑。因此,它们的侵犯是防卫侵犯。这样动物的侵犯现象就主要是种内侵犯,这也是洛伦兹研究的主题。
种内侵列的特点是：⑴在大部分哺乳动物中,这种侵犯并不是“嗜杀的”，其目的不在屠杀、毁灭或残害,而主要是摆出威胁的姿势，作为一种警告。总体说来,我们发现大部分哺乳动物有许多争吵或威胁行为,但极少像人类那样进行流血战斗或毁灭对方；(2)只有某些昆虫、鱼类、鸟类和哺乳动物中的鼠类有习惯性的毁灭行为；⑶威胁性的行为必然是当动物感觉到自己的生存利益受到威胁时,才产生的反应,因此从神经生理学的意义上来说,是防卫性的；(4)没有证据让我们相信大部分哺乳动物具有自然发生的侵犯冲动,也没有证据证明它像用水坝拦起来的流体一样,等待适合的机会发泄。从这一点来看,动物的侵犯是防卫性的,它以某种神经结构为基础,这是种族发展史上演化出来的神经模式。
许多动物尽管同种相斗，但它们的战斗是“非破坏性的”、非毁灭性的，它们相斗却不相残。

我所讨论到的这些神经学方面的资料,只能帮助我们了解侵犯行为的一部分，即保卫生命的侵犯。这是一种在生物学上生存适应的、防卫性的侵犯。神经学资料告诉我们,人被赋予了一种潜在的侵犯性,当他的生存利益受到威胁时,就会被激发出来。但是,人类特有的而其他哺乳动物都没有的一种侵犯行为，神经生理学的资料却没有讨论过,即人有一种毫无“理由”地想杀、想折磨其他生命的倾向。他这样做,自己就是自己的理由,自已就是自己的目标: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保卫生命,而是为满足他的嗜欲,这样做本身就是乐趣。

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逃跑比战斗更有益于自我生存。政治领袖或军事首领就不会觉得逃跑学说是开玩笑,他们会觉得它相当有道理。从经验上他们知道,人的天性似乎并不倾向于英勇,因此必须采取许多手段来鼓励他们去战斗，阻止他们为了保存生命而逃跑。
学历史的人会提醒我们,逃跑本能至少不比战斗本能的力量小。他会认为，在决定历史的因素中,最重要的角色不是本能性的侵犯,而是为了压制人的“逃跑本能”所采取的种种方法。他会想到,人类在社会上的种种安排、在意识形态上的种种努力,大部分是为了压制人的逃跑本能。为了让人对领袖的高等智慧产生敬畏,为了让他们相信“荣誉”的价值,必须用死来威胁他们。为了鼓励他们去作战,要想办法让他们害怕“懦夫”或“叛国者”的帽子,或者干脆把他们灌醉推入战场,或者用战利品、女人来诱惑他们。

19世纪的资本主义,资本家之间激烈的竞争导致他们之中弱的和效率低的遭到消灭。20世纪的资本主义,大企业之间存在一些合作的成分,因此就不再需要去证明“强烈的竞争符合自然规律”。这两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另外的不同点是,其控制方法的改变。19世纪资本主义的控制主要采用严厉的家长制,精神上以上帝和国王的权威作为支柱。自动化的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集中化企业,有能力供给工人娱乐和面包,可以通过心理的操纵与生活的操纵来维持其控制。这种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是顺应性强、很容易受影响的人,而不是那些“本能被权威所控制的人。最后,现代工业社会在生活目标上与上个世纪的工业社会也不相同。那时的理想——至少可以说是中产阶级的理想——是独立、私人的主动性、做“自己的船长”。现代的理想却是无限制地消费,无限制地控制自然。

环境主义的精神是18世纪政治革命的精神,那时中产阶级反抗封建特权阶级。封建制度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它的秩序是合乎自然的秩序。中产阶级要推翻封建制度,他们就要同“自然的”秩序作战,这势必需要产生另一种理论，认为人的地位根本不是依据天生的或自然的因素,而是完全依靠社会的安排,要改变这种安排,就要革命。革命者的信念是:一切罪恶与愚蠢并不是人的本性使然,而是缘于社会错误邪恶的安排。因此,人的未来是绝对乐观的,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
本能主义运动基于达尔文的哲学,它所反映的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立场。资本主义的“和谐”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无情竞争,如果能够证明世界上最复杂、最壮观的现象——人类——是生命有史以来与所有生物无情竞争的后果，则资本主义就显得“合乎自然”了。从单细胞生物发展到人,这一过程是自由企业最杰出的榜样。最好的在竞争中获胜,而不能适应进步的经济制度则遭到毁灭。

当一个自恋的男人看到一个女人时可能产生性兴奋,因为他想证明自己很有吸引力,他兴奋的原因在此。一个有施虐症的人如果有机会征服和控制一个异性,也会产生性兴奋。许多人经年累月在情感上“结合”在一起,动机却是虐待与受虐,而如果一方喜欢虐待,另一方喜欢受虐,结合得就更为坚固。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只要身体上具有相当的条件,他的声望、权力和财富便可以使他有性吸引力。所有这些例子都是身体的欲望被非性欲的热情所激发而后身体上得到满足。实际上,每个人都可以猜想到,许多孩子的诞生是缘于虚荣、虐待症和受虐症,而不是缘于真正肉体上的吸引力,更不要说是缘于爱情了。但是,人(尤其是男人)喜欢认为自己是“性欲过度”,而不是“虚荣过度”。
强迫性的饮食也是同样的现象。这种症状并不是由“生理”需要产生的,而是由“心理”需要导致的,沮丧、焦虑、空虚感都会让人暴饮暴食。
在下面几章中,我要证明的论点是:破坏性与残忍并不是本能驱力,而是由人类的整个存在处境产生的激情。它们是企图使生活有意义的方法之一。动物没有这些激情,也不可能有这些激情,因为这些激情最基本的根源是“人类的处境”。洛伦兹和其他本能主义者的主要错误,是把两种不同的驱力混为一谈：一种是本能根源的驱力,一种是性格根源的驱力。虐待性格的人等待机会表现其虐待心理,看起来似乎像被阻拦起来的流体,但只有虐待性格的人才会等待机会表现其虐待行为,而慈爱性格的人却等待机会表现他的慈爱。

本书的立场在某些方面与前面几位作者相近。不过,从我的立场来看,最重要的还不是结束“本能”与“习得”之间的对立,而是要区分“官能驱力与非官能驱力”的不同,本书第三部分会进行详细说明官能驱力(即食物、战斗、逃跑、性欲——之前称为本能)的作用是保护个体与保证种族的生存;非官能驱力(源于性格的热情)则不是由种族演化而产生的驱力,也不是人人都一样的。这是对爱与自由的渴求,或者是发展成破坏性、自恋、施虐症和受虐症。
构成人类第二天性的非官能驱力,往往和官能驱力混淆。譬如,主观上感觉到的性欲(包括相应的生理表现)往往不是来自性的热情,而是源于自恋、施虐症和受虐症、对权力的渴望,甚至源于焦虑、孤寂和倦怠。这已经是精神分析学一再证明的事实。

本能主义者眼中的人类是远古时期的人类,行为主义者中的人类是现代社会制度下的人类。前者是一种机器,只能制造远古遗传下来的行为模式;后者也是一种机器,制造的却是现代的社会行为模式。本能主义与行为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前提:人没有心灵。他们不承认人有心灵,不相信心灵有自己的结构、自己的法则。
本能主义与行为主义尽管不同,两者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把产生行为的人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行为主义认为人是条件训练的产物，本能主义认为人是动物进化的产品。不管哪种学说,它们都认为人完全是由自己之外的条件决定的;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没有扮演角色、没有责任,甚至没有丝毫自由。人是傀儡,被本能的绳索或条件训练的绳索牵动而控制着。

孩子要吃糖果,父母不准,这是一个挫折;但父母的态度如果是慈爱为怀的,并不是以控制孩子为乐,那么孩子遭受的挫折就不会激发侵犯心理;如果父母对孩子的禁令只是出于控制欲,而这控制欲还常常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孩子便很可能产生愤怒;此外,如果他的兄弟姐妹可以吃糖,自己却不可以吃,也会使孩子产生愤怒。使人产生侵犯心理或侵犯行为的,并不是挫折，而是这里面所包含的不公正的排斥态度。
某个挫折是不是挫折,以及它的强烈程度,由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来决定，这就是人的性格。警如,一个非常贪吃的人如果得不到他想吃的食物,就会愤怒;一个吝啬的人想买便宜的东西却买不到,也会愤怒;自恋的人想得到夸奖与赏识,如果得不到也会愤怒。人的性格首先决定什么事情会让他感受到挫折，然后决定他对挫折的反应程度。

贝特尔海姆对中产阶级普通人群的自尊与认同感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分析：他们的社会地位、声望、权力是他们的自尊所依附的支柱。如果这一支柱消失了,他们的道义就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坍塌。贝特尔海姆描述了这些人为什么士气低落,为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盖世太保手下低贱的奴隶甚至奸细。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肯定是压力,这些非政治犯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投到集中营,因为他们通常相信只有“罪犯”才会被惩罚——而他们不是罪犯。这种不理解导致的思维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他们的崩溃。

非政治性的中产阶级犯人(只占集中营的一小部分),最不能忍受最初遭受的打击。他们完全不能了解是怎么回事。他们比以前更紧紧地抓住那些当下让他们感觉到自尊的东西。即使在受侮辱的时候,他们依然向禁卫军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纳粹。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像他们这样遵守法律的人会遭到迫害。即使面对不公正的囚禁,他们还是不敢反对压迫他们的人,甚至想都不敢想。尽管这种心里的反抗念头会使他们产生自尊感,而这自尊感也是他们非常需要的。但是,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恳求,有的甚至卑躬屈膝。他们认为,法律和警察是不可非难的,所以不管盖世太保对他们做什么,他们只能接受。他们唯一反对的是他们成了被迫害的对象,但迫害行为本身是对的,因为那是由权威人士执行的。他们认为，他们是“错误的”迫害对象。禁卫军愚弄他们,虐待他们,同时享受由此产生的优越感。这群犯人特别渴切的是他们的中产阶级地位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尊敬。最让他们难堪的是,他们受到和“普通犯人”一样的对待。
他们的行为显示,没有政治信仰的德国中产阶级是多么没有自己的立场,他们找不出依据来反抗国家社会主义。他们没有自己的哲学、道德立场,也没有政治立场或社会立场,不能维护他们人格的完整,也没有内在力量,让他们可以抵抗纳粹。当他们猝然陷入被囚禁的状态下,几乎找不到内在的力量作为依靠。他们的自尊只是来自他们的社会地位、职业,或者是一家之主的地位,或者其他类似的外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