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要吃糖果,父母不准,这是一个挫折;但父母的态度如果是慈爱为怀的,并不是以控制孩子为乐,那么孩子遭受的挫折就不会激发侵犯心理;如果父母对孩子的禁令只是出于控制欲,而这控制欲还常常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孩子便很可能产生愤怒;此外,如果他的兄弟姐妹可以吃糖,自己却不可以吃,也会使孩子产生愤怒。使人产生侵犯心理或侵犯行为的,并不是挫折，而是这里面所包含的不公正的排斥态度。
某个挫折是不是挫折,以及它的强烈程度,由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来决定，这就是人的性格。警如,一个非常贪吃的人如果得不到他想吃的食物,就会愤怒;一个吝啬的人想买便宜的东西却买不到,也会愤怒;自恋的人想得到夸奖与赏识,如果得不到也会愤怒。人的性格首先决定什么事情会让他感受到挫折，然后决定他对挫折的反应程度。

贝特尔海姆对中产阶级普通人群的自尊与认同感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分析：他们的社会地位、声望、权力是他们的自尊所依附的支柱。如果这一支柱消失了,他们的道义就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坍塌。贝特尔海姆描述了这些人为什么士气低落,为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盖世太保手下低贱的奴隶甚至奸细。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肯定是压力,这些非政治犯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投到集中营,因为他们通常相信只有“罪犯”才会被惩罚——而他们不是罪犯。这种不理解导致的思维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他们的崩溃。

非政治性的中产阶级犯人(只占集中营的一小部分),最不能忍受最初遭受的打击。他们完全不能了解是怎么回事。他们比以前更紧紧地抓住那些当下让他们感觉到自尊的东西。即使在受侮辱的时候,他们依然向禁卫军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纳粹。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像他们这样遵守法律的人会遭到迫害。即使面对不公正的囚禁,他们还是不敢反对压迫他们的人,甚至想都不敢想。尽管这种心里的反抗念头会使他们产生自尊感,而这自尊感也是他们非常需要的。但是,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恳求,有的甚至卑躬屈膝。他们认为,法律和警察是不可非难的,所以不管盖世太保对他们做什么,他们只能接受。他们唯一反对的是他们成了被迫害的对象,但迫害行为本身是对的,因为那是由权威人士执行的。他们认为，他们是“错误的”迫害对象。禁卫军愚弄他们,虐待他们,同时享受由此产生的优越感。这群犯人特别渴切的是他们的中产阶级地位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尊敬。最让他们难堪的是,他们受到和“普通犯人”一样的对待。
他们的行为显示,没有政治信仰的德国中产阶级是多么没有自己的立场,他们找不出依据来反抗国家社会主义。他们没有自己的哲学、道德立场,也没有政治立场或社会立场,不能维护他们人格的完整,也没有内在力量,让他们可以抵抗纳粹。当他们猝然陷入被囚禁的状态下,几乎找不到内在的力量作为依靠。他们的自尊只是来自他们的社会地位、职业,或者是一家之主的地位,或者其他类似的外在因素……

让我们另外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到一个人咆哮、脸涨得通红,我们形容他的行为是“发怒”。如果我们追问,他为什么发怒,答案可能是“因为他害怕”。他为什么害怕?“因为他被深深的无能感所困扰。”那又是为什么?“因为他从未能解除他与母亲的联结,因此在情绪上还是个小孩子。”(当然,这种连锁关系只是可能关系中的一种)前面的这些答案都是“真的”。它们的不同点是一个比一个更深一层(通常也就更无意识)。层次越深,越与他的行为根源有关,我们越能借此了解他的行为。不仅是了解他行为的动机,而且也帮助我们了解他行为的各个环节。敏感的观察者会在他脸上看到受惊吓的无助表情,而不只是愤怒。如果另一个人也在发怒,这个敏感的观察者在他脸上则可能看出冷硬与强烈的破坏性冲动,他的愤怒可能是努力控制破坏性冲动而产生的表情。两个人的行为是相似的,但实际上很不相同,直觉的敏感固然可以察觉到,而科学的方法也可以对他们做分析,但这需要了解两人的动机,也就是说,要了解他们的性格结构。
我没有用通常的答案回答前面的问题。通常的答案是:“他愤怒,是因为他受到了侮辱,或者他觉得受到了侮辱。”这种答案是把重点完全放在触发愤怒的刺激上,忽视了另一个因素:刺激若要产生刺激力量,还需要依被刺激者的性格结构而定。不同性格的人对相同的刺激会产生不同的反应:甲可能被刺激所吸引；乙可能会排斥；丙可能会害怕；丁可能不放在心上。

在美国,许多研究侵犯行为的人都采用行为主义的观点,因此行为主义对侵犯行为的研究就具有了很大的重要性。简单地说,他们的推论是:如果约翰发现用侵犯的态度来对待弟弟(或母亲等),就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就会变成一个行为中带有侵犯性的人。其他行为特征(如屈服、勇敢或亲切)也是一样。他们的公式是:一个人能用什么方法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他便会用那个方法去做、去想、去感觉。侵犯行为也和别的行为一样,纯粹是以寻求自己的最佳利益为基础而习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