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结婚早，已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已先后考上北平西郊的大学，思想都很进步，除了向家里要钱，和爸爸界线划得很清。

经过一番冷场,傅今点了余楠的名。余楠显然是早有准备的。他从自己听了首长的讲话如何受到鼓舞谈起,直谈到今后要发挥一技之长,和同志们同心协力,尽量做出贡献。他谈得空洞些,却还全面,而且慷慨激昂,因为他确信自己是爱上了社会主义,好比他确信自己绝不抛弃宛英一样。可惜他乡音太重,许多人听不大懂。那位居住法国多年的朱千里接着谈。他说同意余楠先生的话,接下就谈他几十年寒窗,又谈到他的种种牢骚,海阔天空,不知扯到了哪里去,也不知谈的是什么。许彦成但愿他把时间谈完,自己得以豁免。谁知朱先生忽然咳嗽两声说:“扯得远了,就到这里吧。”大家舒了口气。许彦成生怕傅今点他的名,只顾低着头。他觉得这种发言像小学生答课题。答得对,像余楠那样,他也觉得不好意思。答得不在点儿上,当然更可笑了。首长的话他不是没有仔细听;他还仔细想过,感慨很多。可是从何说起呢?在这个会上谈也不是场合。杜丽琳这次开会还是坐在许彦成对面瞧他低着头不肯开口,就大大方方地接着谈了几点“粗浅的体会”,内容和余楠的相仿,只是口齿清楚,层次分明,而且简简短短。大家对这位十足的“资产阶级女性”稍稍刮目相看。许彦成看见傅今眼睛盯着他,对他频频点头,知道逃不过了。可是这一套正确的话又让杜丽琳说过一遍了,他怎么再重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