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间摆满弦乐器的房间，蒙古导游说：“我们叫它莫林胡尔。”它的名字源自一个很古老的故事：从前有个男人，他有一匹骏马，他非常喜爱它，骑着它走遍了整个蒙古。他对这匹马的爱，甚至超过了他的家人！他对它很好，就像对爱人或亲人一样。但最后这匹马死了。马的主人非常非常难过，于是他将死去的马肢解后取出骨头，刻成类似小提琴的形状。他把马尾做成琴弦，还用马骨和鬃毛做了一把琴弓。他一边演奏这把琴，一边思念着他的马儿，就这样度过了余生。所以“莫林胡尔”在蒙语中的意思就是“马头琴”。

蒙古人总有办法把食物做得无法下咽或令人作呕，他们喜欢吃冷东西，有时还配些黑胡萝卜，或者用一片山羊耳朵来装饰一番，好好的饭菜弄得如同残羹冷炙一般。我认为有必要去逛逛食品店，看看那里究竟在卖些什么。于是我看到了黑色的腊肠、皱巴巴的土豆和大头菜、黑胡萝卜，一盘盘碎卷心菜，一盆盆黄山羊耳朵，一块块腐臭的羊肉，还有一大堆鸡爪。最能勾起我食欲的，竟然是一大箱没有包装的洗衣皂。

当地新婚夫妇有个习惯，他们会开车前往贝加尔湖流入安加拉河的出口处——那里放眼望去全是绒鸭和浮冰，把车泊在岸边，然后开一瓶香槟举杯对饮，此时司机会为他们拍照留念。新娘经常穿一身租来的白色蕾丝长裙，新郎则身着深色套装，腰间还系着一条红色宽丝带。有一次我朝这个方向走，路上见到了四对这样的夫妻，他们举杯庆祝，摆好姿势拍照。湖岸上到处都是香槟酒瓶。
我觉得这样的情景让人感到非常压抑。是因为仪式感太强烈吗？还是因为苏联的离婚率实在太高，以至于这里与结婚有关的一切都让人觉得是在装腔作势？或许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天太冷了：贝加尔湖冷冰冰的，整个湖面就像是一片南极的冰雪平原。唉，这毕竟是西伯利亚的冬天。

西伯利亚快车上的生活每天都一个样，但这也是它让人放心的一面。就其本身而言，这样的日子并不有趣，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名乘客时我感到很开心，可是真要想记录点什么时就会非常恼火。这趟列车只能成为写作的背景，而不能把它当作描述的对象。同我了解的其他列车相比，它更像一艘远洋邮轮，带领我们四平八稳地行进，路边都是千篇一律的风景。十三年前我曾坐过这趟车，如今它有了许多变化，而且大部分都是进步的。我假想，这背后应该与戈尔巴乔夫倡导以经济有效的方式改造苏联社会有关。他曾经公开批评苏联工人做事心不在焉：现在卧铺车厢里再也见不到头发花白的老列车员，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年轻人，他们待在一个小隔间里，轮流出来工作。戈尔巴乔夫还谴责说这个国家的人普遍酗酒，如今的变化从西伯利亚快车上也能看出来，因为车上再也没有人饮酒狂欢。虽然偶尔还能见到几个醉鬼，但他们没人敢走进餐车，车上再无酒水售卖。车厢更干净了，列车员态度非常和蔼，车上的乘客也都比从前更加体面。尽管如此，在逗留时间稍长一些的车站，我要是下车去月台上走走，还是会有苏联人硬拉着我问：“你的鞋子卖不卖？牛仔裤卖不卖？T恤卖不卖？”对我而言，如果一个国家的人跑过来，连你身上的内衣都要买，那么这个国家肯定是在根源上出了问题，当然这也许只是我个人天马行空的想法。

搭乘西伯利亚快车的经历既单调乏味，又有种苦行僧般的凄美：火车整个白天都在疾行，发出巨大的声响，窗外只有桦树林和起伏的山丘，到了夜里外面一片漆黑，漆黑过后看见的是更多桦树林和更多起伏的山丘；接下来整个白天又都是这个样子，到最后你会觉得窗外那些根本不是风景，而更像墙纸一那种极其简单的一张连着一张的墙纸，让人宁愿去观察拼接处的痕迹，也不愿去欣赏它本身的设计。
一座座小山丘被白雪覆盖着，山与山之间嵌着一片片桦树林，自然界中再没有比这更古朴的风景了。乌鸦和它们的小窝让这幅黑白画作更显质朴：那些胖乎乎的黑鸟，要么安静地栖在枝头，要么就在苍白的天空下凌乱地扑腾着翅膀。

大街上有人在清扫落叶，也有人在捡拾垃圾。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街道清洁工，于是问她俩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奥莉加告诉我，每年的这个日子人们都会无偿打扫城市。这一天叫做“星期六义务劳动日”，免费劳动是为了纪念列宁，再过两天就是他的生日。

一切都让我感到非常难受，对我来说这毫无乐趣，甚至是丧心病狂的。在我看来这是乡下人最粗鄙的娱乐方式，可这样想是不是又太拿它当回事了？无论在购物集市还是贸易广场，穷人都是用这种把戏取悦别人，好让人掏出几个铜子儿来扔给他们。这样一种开放环境中的消遣方式，让我想到了仆役、奴隶和吉普赛人：人像狗一样纵身跳跃，狗像人一样踏着正步。事实上观众之所以对女演员兴趣盎然，完全是因为她们衣着暴露——在一个满是严肃代表的道学社会，这可是惊世骇俗的事。
很难想象有哪个教育普及的公正社会乐于培养马戏演员，或者哪个有怜悯之心的人会去训练狗熊跳舞。在一些繁荣国家，马戏团也许比较活跃，但那些所谓的艺术家们都来自别处。玲玲兄弟从小在威斯康星州的农场长大，他们曾经穷困潦倒，靠玩杂耍和翻筋斗才脱了贫。鲁道夫•玲玲那时可以用下巴顶起一把犁头。如今，玲玲马戏团里的大多数明星都来自东欧或中国。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多数人都喜欢盛大的演出，因为里面满是各种音乐、筋斗表演、嘈杂声、情色、爱国主义和廉价的刺激。他们爱看黑猩猩骑车，玲玲马戏团有一场演的是二十五个黑人骑在独轮车上打篮球，这也是较受欢迎的表演之一。然而，还有另外一面。“将人变成动物的愿望是奴隶制度发展最强大的动力，”埃利亚斯•卡内蒂在《群众与权力》的“转变”一章中写道，“对这种愿望的能量及其对立面    将动物转变成人    的能量都是不会估计过高的。至于后者，伟大的精神产物，如灵魂转生的学说和达尔文主义，它们的存在，不过也有流行的娱乐，如驯兽表演，皆归功于它。”莫斯科马戏团正是如此。没有什么比一名苏联驯狮员更能体现苏维埃思想了，而透过大棕熊笨拙的吉格舞步或龙虾四对舞步背后的训练过程，我们已经可以充分地了解苏联的政治制度了。

我们的火车在科宁延误了。这倒为我提供了便利，因为写字的时候胳膊可以不用摇摇晃晃了。我写道：
 
阴沉沉的四月，波兰，仿佛春天永远都不会到来——树木光秃秃的，枯萎的草地像破布一样，风寒冷地吹着，地面凹凸不平，公寓楼中满是湿答答的衣服，耕作过的田野里没有任何东西发芽，有个男人拉着一匹瘦骨嶙峋的马在犁地，一帮人一起铲着灰，小溪和水沟里都是泥水，地里插着绑了塑料袋的木棍，用来吓唬鸟雀；如此单调乏味……但这就是四月的景象，此时的波兰看上去如此荒凉，连鸭子都无精打采，感觉就像要被淹死了，而鸡群则狂躁不安。再过一个月左右，一切就会不同了：春天将要来临，整个国家将开满鲜花。尽管如此，要是当个波兰人，这命运也还是够悲惨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俩就像一对偷欢的情人，或者说一夜情更为准确。那是一次柔情蜜意的相遇，我渴望诉说，而她善于倾听。第二天早晨五点，我又加入了旅行团，就像回到了许多远房亲戚身边。

我就是那个总是在人群中悄悄走开的人，一个大家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我就是那个一直拿着书看，让你们不想去打扰的人。我就是那个沉默、笨拙、无趣，穿着老旧的防水风衣，站在月台上胡乱吹着口哨的人。我对你们说的一切都表示赞同。你们几乎不认识我——实际上，只有在火车上看到我的时候，你们才想起来，原来我也跟你们一起在旅行。

旅行的一大乐趣就在于你可以让自己默默无闻。我并没有意识到在旅行团里每个人都很显眼，而一直沉默的那个人就成了大家的威胁。

他一直傻笑着望向窗外，那里尽是光秃秃的树木——那些年轻的白杨树就像是立起来的铁轨岔道和马鞭一样，还有灰乎乎的积雪和被河水染得漆黑的浮沫。

鲍勃讲完话以后，整节车厢都弥漫着一股反省的味道。

似乎这些山丘和村庄被太多过往的行人看过，以至于被那些目光磨去了光彩。

我们乘火车从旁经过，却不给他们美好的祝福，这实在不厚道。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处于别人的观察之中。这就是铁路所带来的一个矛盾：旅客可以看见屋子里的人，但那些人却丝毫看不到车上的旅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