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各项限制都放松了，于是开始出现各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精神文明建设”计划正是针对这一现象提出的。它于1985年开始，“五讲四美”活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中国人的口号一说就是一大串。
“五讲”的内容都与日常行为有关，包括讲礼貌、讲文明、讲道德、讲秩序和讲卫生，目的是纠正一些已经滋生的陋习。对于“五讲”无法纠正的陋习，可能需要靠宣传“四美”来改善，具体指的是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和环境美。

“你听说过瓜子大王吗？”
小王给我讲过瓜子大王的故事。有个农民过去一贫如洗，他知道中国人喜欢嗑西瓜子，于是就开始做些小买卖，后来生意越做越大。
他雇了人，买了地，赚了好几百万；再后来他被指责剥削工人，政府向他征很重的税，最近他放弃了所有财产，又回去过农民的生活了。这个故事被当作道德寓言写成了剧本，并且在政府的支持下搬上了舞台，戏的名字叫《傻瓜的长征》。

中国人一般用来自法语的“干部”一词称呼这些官员。

就是关于'深挖洞’的指示，也是为了备战。如果发生战争，每个人都该有一个防空洞用来避难。所以红卫兵时不时就来敲门，问我们：’洞挖在哪里了？他说上海到处是防空洞（“为了即将到来的战争”），当然它们从来没有派上过用场。我叫他找一个带我去看看。在南京西路1157号，我们找到了这个位于地下的拱顶室，它就像一个废弃的地铁站，现在变成了一家冰激凌茶座。最吸引我的一点在于，这里显然已经成为当地青年男女约会的好地方。放眼望去全是一对对的中国小年轻，一方单手托着另一方的后脑勺在深情地拥吻。讽刺的是，这个由狂热偏执的红卫兵于1960年代修建的地方，如今不仅成为了这些孩子约会和亲热的场所，还得了个“同昌咖啡馆”的名字，由政府所有和经营。

有个戴红袖章的老头正在人行道上责骂某个人，我走近一打听，才发现原来这人是“反吐痰小队”的成员，当时反吐痰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我很支持这样的运动，但中国人吐痰却远不及他们清嗓子那样让人难受：他们猛咳一下，500码之外都能听见，跟雨季时下水道排水的声音如出一辙，而吐痰只是这种行为所带来的煞风景的结果而已。

我来到这里时，正好遇上法国杂志《世界时装之苑》（Elle）的一名编辑在街头巷尾徘徊，她打算以“时尚革命”为题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正在寻找素材。后来我还见到了与她同行的中国男人，他告诉我，这位法国女士对上海女人的着装品味印象非常深刻。她拦住她们，给她们拍照，问她们从哪里买衣服。大部分人都说是在街边自由市场买的，或者是按照在西方杂志上看到的图样自己在家缝制的。即使在“文革”时期，妇女们去工厂上班时，也会在松垮的蓝色工装里面穿上鲜艳的毛衫和花边衬衣。通常她们开工前会在洗手间里聚聚，相互比较藏在里面的毛衫。

我们到了南京，这一段长江的江面很宽，水流缓慢，看上去呈棕褐色。横跨在江上的大桥是有名的地标，因为修到一半时苏联人撤走了，他们认为中国人不可能自己完成修建。然而中国人真的做到了。

教完规定的课程后，我向他们发表了一番临别感言。
“有人总跟你们说上夜校是好事情，”我说道，“但他们自己却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就回家，吃饭，打盹儿，听收音机。你们这些学生正在做的，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明明疲惫不堪，却还坚持在晚上学习。疲劳的状态下是很难记住东西的。别人都在休息。又上夜校，又工作，就像做两份工一样。”
这些话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他们点点头，鼓励我继续往下说。
“你们可能会感到气馁，觉得自己来夜校学习太辛苦了，”我说，“但请相信我，其实每个人都很辛苦。做这件事情是需要勇气的。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你们也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你们如果不是坚强的人，就不会来这里。我祝你们一切顺利。”

当时我正想离开北京去上海，然后随心所欲地坐火车到中国各地转一转。然而，由于受到陈老师的启发，走之前我临时决定去夜校当一段时间老师，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看看他的话是不是属实。我教课的地方叫做北京孙中山业余学校，位于北京市中心一所高中内，校园面积很大，在夜色中显得阴沉沉的。我负责讲英语课，这是学校里最受欢迎的科目。

我本来是要去澡堂的，因为顺路才去那个自由市场逛了逛。因为之前听郑先生说他们洗澡多有不便，于是我四处打听，得知北京到处是公共澡堂——大约有三十家，都由政府补贴。这是中国最便宜的东西之一：每人只收六毛钱，而且还提供一块肥皂、一条浴巾和一个床位；他们允许你在那待上一整天，你可以到雾气腾腾的浴池里去洗个澡，然后休息休息。

他们认为审查制度针对的是下层社会而不是知识分子，这在我看来多少有些虚伪，但我并没有质疑他们的逻辑，因为怕吓坏他们。我说，亨利•米勒的书直到1960年代才在英国和美国解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官司纠纷也就是1960年的事情。西方的开明也不过如此。

我和他说，我特别期待北京到乌鲁木齐的火车，那可是中国境内最长的火车路线，途中要穿越大山和沙漠，总共需要四天半时间。
“他们叫那趟车’铁公鸡’。”他说道。
他解释说“铁公鸡”是吝啬的代名词，因为“吝啬的人一毛不拔，就像铁公鸡一样”。它还可以用来指毫无用处的东西，中国有句谚语说“铁公鸡，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和西方人口中的“白象”是一个意思。此外，这个词还玩了点文字游戏，取的是“铁路”“工程”和“机车”的首字谐音。

萧先生旁边的一位年轻男士问我来中国打算做什么。
“就是坐火车，四处看看。”我告诉他。
“你是要写报告吗？”
“根本不是。”我回答，然后告诉他我的座右铭：像狗一样咧嘴傻笑，然后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

“是挺重要的，但大家读日记，是为了发现一些琐事和八卦。我的建议是，把什么都记下来，不要修改也不要增删，尽量自然一点。”
“你就是那样做的吗？”她边说边翘起二郎腿，然后蜷起身子将膝盖抱在胸前，一副怀疑的样子。
“只有在旅行的时候我才写日记。”我答道。我并有没告诉她，其实我觉得日记对于小说写作来说是致命的，它会让你试图记住所有的事情。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据中国人自己统计，如今仍有3500万人口生活在窑洞之中。政府没有任何将这些人口迁居至公寓的计划，反倒出台了一项方案来为他们改善窑洞条件。1986年5月19日的《中国日报》介绍了任振英设计的“改良窑洞”，他是一位十分有远见的建筑师，在设计中他扩大了洞内的面积，添加了更大的门窗，并且增设了通风机。他还展示了一个窑洞样板，共有42个房间，还有一些三居室套间。报纸上引用他的话说：“窑洞冬暖夏凉，可以节约能源和土地，用于发展农业。”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横向思维。为什么一定要重新安置那些住在洞里的人呢？符合逻辑的办法就是改善他们窑洞的条件，这样做非常具有中国特色。